北宋神宗朝堂上的大咖们（一）

陈泽奎

北宋的神宗朝，可谓人才济济，群星闪耀，而当时活跃在神宗朝堂上的群星，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几乎都是具有充满个性的品牌型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大咖们。有两份宋朝反映神宗朝不同政见者的名单，足见当年人才之盛。这两份名单，一份是由王安石为首的改革者及其之后的绍述（绍述的本意是指对前人的继承，这里专指宋哲宗时对神宗所实行的新法的继承）者们组成的，其人员的姓名是由对王安石及其绍述者们持不同态度的一方提供的。这份名单本身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由王安石的亲党组成，名单如下：蔡确、章惇、吕惠卿、张璪、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黄履、吕嘉问、沈括、舒亶、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三十人。另一部分，则由王安石的亲党的追随者组成，名单如下：蔡确、安焘、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黄履、吴居厚、舒亶、王觌、邢恕等四十七人。这份大名单是在哲宗继位之初、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时期由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意见的人提出来作为清算对象的名单。另外一份名单则是由支持变法者、打着绍述即继承神宗变法旗号的张惇、蔡卞、蔡京等，为彻底清算以司马光、吕公著为首的元祐党人而提供的。名单如下：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刘挚、梁焘、王岩叟、苏轼、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赵禼、孙升、孔文仲、硃光庭、秦观、张茂则、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粹、吴安诗、范纯礼、陈次升、韩川、张耒、吕希哲、刘唐老、欧阳棐、孔平仲、毕仲游、徐常、黄庭坚、晁补之、韩跂、王巩、刘当时、常安民、王隐、张保、汪衍、余爽、汤戫、郑侠、常立、程颐、张巽、孙固、任伯雨、陈祐、张庭坚、商倚、陈瓘、龚夬、周常、龚原、刘奉世、王觌、王古、谢文瓘、陈师锡、刘唐老、晁补之、黄隐、毕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巩、张保源、陈郛、硃光裔、苏嘉、余卞、郑侠、胡田等。名单虽然很长，但也只是个约数。据徽宗朝对元祐党人清算时的详细统计，这份名单的实有人数多达三百多人，其中“文臣曾任宰臣、执政官，司马光等二十七人；待制以上官，苏轼等四十九人；馀官，秦观等一百七十六人；武臣，张巽等二十五人；内臣，梁惟简等二十九人。”而另据记载，最终被绍述者们实际列入的名单更长，多达七八百人：“壬寅，诏蹇序辰、安惇看详元祐诉理所陈述语言于先朝不顺者职位姓名，别具以闻。序辰初有是请，帝亦厌之。蔡卞劝章惇力使必行，故有是诏。自后缘诉理被祸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实启之。”（《续通鉴》宋纪八十五） 这份名单也是由两个部分组合而成。名单最初实际上是由章惇、蔡卞在哲宗朝首次绍述时有了一个雏形，直到蔡京等人在徽宗朝再次绍述时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关元祐党人的搜罗几无遗漏。但事实上，这份名单还应该添加上一些人，如韩琦、富弼、欧阳修、赵抃、曾巩、程颢、邵雍、周敦颐、张载等，因为这些人，不论是政治立场还是政治态度，都和元祐党人是一致的，他们都曾经是王安石新政的怀疑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他们应该是和元祐党人是一个阵营的，只不过他们侥幸不在元祐时期的朝堂上或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和皇帝的特殊关系，故而躲过了绍述者们的清算。

这两份名单显然不是像时下评先选优的结果，也没有个人申请，民主推荐，组织决定的程序，更没有公示的过程，事实上它们也只是当时的言官们的个人意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但是，名单当中的每个人的业绩和表现以及他们能够出现在哪份名单里，却是各得其所的。在经过近千年的沉淀之后，我们再看这两份名单，当年发生在神宗朝里因为变法或对变法表达个人不同看法而产生的大咖们的分野，仍然清晰可见。这份因对阵双方要表明阵营、划清界限的副产品，无意中为我们了解北宋神宗朝的人才，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名单。

在一代帝王的朝堂上，能够聚集起来如此众多的人才，不仅在大宋朝蔚为壮观，在中国数千年的帝王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因此说，宋神宗时期的北宋时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人才荟萃的一朝。这些名字这些人，如果按时下的说法，在神宗朝里、在历史上，个个既是网红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咖。如果我们有兴趣给这些人做个年谱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写本书。这么多大咖齐集一朝，让神宗朝的朝堂都显得过于狭小了，而他们许多人的成就，在历史上的地位，明显的超过了天字一号。因为他们的存在，让一向被人认为积贫积弱的北宋一朝爆发出了光耀后世的巨大的文化魅力，让我们至今看到这些人当中的有些名字，都肃然起敬。

细看这两份不同的人提供的不同的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两份名单的提供者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动机和名单中人员的职业构成却惊人的相似，都是为了表达自己与对方的不同，都是由二府（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或北宋人眼中的的政府（北宋人所说的政府，实际上就是指二府）及言官构成的强大阵容。大体上说，两份名单把北宋历史上对当时和后世可能产生影响的社会精英都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以王安石为首的这份名单，除了王安石享有改革家的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以外，其余人等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人称道的东西并不多，但能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宋史》的《奸臣传》中榜上有名，其中赫然在列的有蔡确、邢恕、张惇、吕惠卿、曾布、安惇、蔡京等七位。而由王安石的追随者们提供的另一份名单，则让我们眼前放光，正选人物如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苏轼、范纯仁、欧阳棐、黄庭坚、程颐等一干人之外，编外人员如韩琦、富弼、欧阳修、赵抃、曾巩、程颢、邵雍、周敦颐、张载等，这些人的名字，即便是在当下，也如雷贯耳。他们当中的韩琦、富弼、文彦博都是三朝或四朝元老，北宋朝堂上的名相；欧阳修、曾巩、苏轼、苏辙则在唐宋八大家中各有一席；周敦颐、程颢、程颐及张载则是北宋理学廉、程、关学的开创者；赵抃，北宋朝的铁面御史；而司马光则以《资治通鉴》彪炳史册……两份名单，两相比较，两者之间的高下、优劣立判。

当然，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两份名单，也只是大宋朝上半场中神宗朝的部分精英的一次不情不愿的合集而已，而他们之间价值观的不同，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纷争，有人把他们的这种纷争用了一个名字——朋党。在朋党的标签下，两份名单中人，被人定义成了两个阵营，以王安石为首以及以王安石的名义进行绍述者如章惇、蔡确、蔡京为一党，因其王安石变法发生在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因而这一党被人目名熙宁元丰党。这一党的人数虽然远没有对方阵营的人多，但其能量却不能低估，北宋自神宗以后至徽宗父子被金人变为人质之前的几十年，都是他们在轮番表演；以司马光、吕公著为首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因他们主导北宋的作为，主要发生在神宗去世、哲宗继位之初高太后垂帘听政的元祐年间，因此，这一阵营的人被目为元祜党人。这一党人，虽然真正执政的时间也就十年左右，但他们被人清算的时间却从哲宗朝一直延续到了徽宗朝。

也因此，这两份名单中所涉及的人物，虽然集中出现在神宗朝，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政治生涯则经历了从仁宗到徽宗四朝的迭宕起伏，而北宋也就在这些大咖们迭宕起伏的过程中开始了由治到乱的激烈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北宋从试图励精图治到由盛而衰的大幕，而变法引起的精英集团的分化和吏治的紊乱，则成了北宋一朝永远的痛，而结束这场延续了四朝纷争的人，并不是因为圣人再现，而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金人的南下，彻底打断了北宋神宗以后哲宗、徽宗念念不忘的绍述梦，而徽宗真正梦醒时分，他的子孙们已经将北宋的国号变成了南宋。

神宗朝堂上的大咖们，因为同处在一个年代的特殊机遇而汇聚一堂，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因其政见不同而变成了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得意与失意，精彩与艰涩，都在一场与国家兴衰攸关的争论中留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了。事过近千年之后，我们再看那场充满波谲云诡的社会大变革时那些大咖们的身后事，却发现只有在他们死后史家们给他们的评价，才能让我们依稀看到他们当年成败荣辱、或悲或喜、模糊不清的影子。

公元1086年，王安石去世。史家有评：

癸巳，特进、荆国公王安石卒，年六十有六。 

安石性强忮，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安石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皆重为诋毁，晚居金陵，于钟山书室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恨为吕惠卿所误也。及卒，司马光于病中闻之，亟简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其不修怨如此。（《续通鉴》宋纪七十八）

这是史家对王安石的盖棺定论。从这段文字看，史家对王安的评价并不高。

首先，偏激或嫉妒心太强。文中的“性强忮”，就是性格倔强且有强烈的嫉妒，这不是成大事者该有的器局。这是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实际上也是人格缺陷，性格和人格，在一定意义上说，决定了一个人的器局或格局。宰相肚里能撑船，职务要求与荊公性格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实际上影响了他才能的发挥。

其次，“自信所见，执意不回”，实际上就是固执，自信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自信到了执意不回的程度，就过了，实际上，偏执一端，这对当政者而言，也不是好习惯，容易招致不必要的隔阂。史书当中有个例子。“和川令刘恕，博闻强记，于史学尤精，（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奏请为局僚，遇史事纷杂难治者，辄以委恕。王安石与恕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因言：‘天子方属公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安石不能用。及吕诲得罪去，恕往见安石，为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宜复其旧，则议论自息。安石怒，变色如铁；恕不少屈，遂与之绝。” （《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八）刘恕和王安石应该是老朋友，也是有见识有操守的史学家，所言也属谠论，王安石不能容，两人绝交了，怎么看都有些可惜。当政者，当从谏如流、从善如流方为善，固执己见，当为为政之大忌。

第三，“至议变法，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学富口辩，具有常人所不备的过人天赋，这是王安石取得神宗赏识并主持变法的重要原因。但强牵附会，主观臆断，虽众不能诎，也当力戒；言出有据方为正道，若狡辩惑上，则与奸佞无异。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王安石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一，“帝尝言：‘祖宗皆爱惜天地，不肯横费，汉文帝云：‘朕为天下守财耳。’王安石曰：‘人主能以尧、舜之政泽其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于俭节，自是盛德，足以率厉风俗。’”　

这段对话，王安石关于“人主能以尧舜之政泽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不为过当”的话，显系不当之论，试想，一个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而不以为过当者，何能行尧舜之政而泽其民呢？ 不守财，何以俭节？其二，“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帝以为然，冬，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帝曰：“何世无上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这段对话中，神宗关于唐太宗因魏征、刘备因诸葛亮而有所作为的说法，是臣下善谏，君上善纳的经典范例，也是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经典范例，也是有为之君值得效法的范例。“自古人君，纳谏则兴，拒谏则亡，兴亡之机，不可不审”（宋人吕公著语，《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四）。 人主最大的问题是独断专行，如何让君主们能兼听、纳谏、从善如流，一直以来都是有识之士在孜孜以求的。事实上，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许多的人主，并不喜欢制度约束，更不喜欢听臣下的诤言，他们更喜欢绕开约束，视规矩为无物，乾纲独断，为所欲为，这也是历史上昏君频出，明主少见的根本原因。神宗有意以历史上善于纳谏的人主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王安石则是诱导神宗放弃效法，而以“择术”、专任、拒谏为务，这是误君亦是误政，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奸佞，也是为臣下自己的独断、专权张目。事实上，这也是神宗所以喜欢王安石、王安石得神宗赏识的主要原因。王安石变法所以失败，信谗专断、一意孤行是重大的弊端。其三，“以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王安石屏异己者，数月之间，台谏一空。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帝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七）这第三个例子，则更是王安石怂恿神宗用术、专用，也是为他自己独断、专任开方便之门的典型例证。史籍记载中还有另一个记载，“时安石锐意变更，而帝信任益专，介（即名臣唐介）既死，同列无一人敢与之抗者。曾公亮屡请老，富弼称疾不视事，赵抃力不胜，遇一事变更，称若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续通鉴》宋纪六十六）。王安石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事实上造成了对宋初形成的台谏制度的极大破坏，对其后的奸佞当道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也是其后张惇、蔡京之流在哲宗、徽宗朝不遗余力借绍述神宗变法之名行专权跋扈的有力凭藉，对北宋其后的政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史书记载，“章惇贬斥元祐旧臣，皆以白帖行遣。安焘等争论不已，帝疑之，惇甚恐。雍（郑雍）欲为自安计，私语惇曰：‘用白帖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牍，怀之以白帝，惇得遂其奸。雍虽以此结惇，然卒罢政。”（《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四）哲宗朝绍述基本上都是百官噤声，都是由权臣们指鹿为马，恣意行奸的情形。这也实际上是王安石留下的政治遗产。

第四，“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其本意是说，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从变革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推进社会发展的角度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一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了约束，没有了敬畏之心，人还会有顾忌吗？私心自用、肆意妄为，也许就成了大概率事件，一个缺乏纠错机制和舆论监督的变革，实际上就是一场无原则的豪赌。从王安石执政时的变法实践和他之后的绍述者的实践情况看，在此问题上，的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我们说，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天象、祖宗、人言，本该有敬畏之心，都应当遵循规律，择善而行。诚如宋人所言：“毋谓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其惟改之而适中，举之而得宜，不迫不迂，归于至当。”（《续通鉴》宋纪六十八）当为至当之论。

第五，“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浮浅慧黠）少年”。事业的成败在于用人，用人以亲不以贤，自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文中所言的韩、富、文、欧阳修等都是老成持重之人，而这些人在王安石执政时期，基本上都靠边站了，当时有人给神宗上疏说：“老成人不可不惜。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皆未老，范镇年六十有三、吕诲五十有八、欧阳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何不思其故邪！”“知开封府滕甫罢。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问治乱之道，对曰：‘治乱之道，如黑白东西，所以变色易位者，朋党汩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曰：“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帝以为名言，乃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甫在帝前论事，言无文饰；帝知其诚荩，事无巨细，人无亲疏，辄以问之，甫随事解答，不少嫌隐。王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会新法行，天下詾詾，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事排甫，出知郓州。”时人的上疏以及排斥“言无文饰”者如滕甫的这几个例子，都表明了王安石在用人和行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而在让老同志靠边的同时，一批“问题青年”则因王安石的赏识而登堂入室了，而这些“问题青年”所以能上位，并不是因为政绩和才华，而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巧于迎合，得王安石欣赏的结果。现举二例：

以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定，扬州人也，少受学于王安石，孙觉荐之朝。初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谓定曰：“君且得见，盍为上道之。”立荐对，帝问青苗事，具对如曩言。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命定知谏院，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例，遂拜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言：“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置宪台。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堕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损者大。”封还制书。诏谕数四，敏求等执奏不已；并坐累格诏命，落知制诰，天下谓之“熙宁三舍人”。未几，监察御史陈荐言：“定顷为泾县主簿，闻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问状，奏云：“定尝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辩，言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曾公亮谓定当追行服，安石力主之，罢荐御史，而改定为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复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劝讲之地，并论安石罪。安石又白罢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职，乃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公事。（《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七）

通判宁州邓绾，条上时政数十事，又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其辞盖媚王安石；又贻书及颂，极其妄谀。安石荐于帝，驿召对。方庆州有夏寇，绾敷陈甚悉，帝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帝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帝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陈升之、冯京以绾陈边事，值安石致斋日，复使知宁州。绾闻之不乐，讼言：“急召我来，乃使还邪？”或问：“君今当作何官？”曰：“不失为馆职。”“得无为谏官乎？”曰：“正自当尔。”明日，果除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乡人在都者皆笑且骂，绾曰：“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绾，双流人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八）

像李定、邓绾之类反复无常、坏人伦、逆天理，“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的寡廉鲜耻之辈，得王安石提携而得以越次提拔，显然不是出于公义。而王安石将推行新政的重任交给此类人格已经无从说起之辈，显然是选错了对象用错了人，这些人对王安石所追求的事业毫无帮助，而对他自身的形象却有极坏的影响。而这些人身居要津，事实上严重污染了仕途升迁的通道，对吏治造成的负面影响巨大。而这些品行不端之辈一旦得势，为害不仅在当下，更会遗害后世。而从哲宗朝开始参与绍述者，大多都是此辈人，绍述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六，与人为善、和衷共济是贤德之人的高贵品德，而荆公“安石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皆重为诋毁”。有关王安石诋毁时贤的文字甚多，许多与其政见不同者都得过他的白眼。举一例。“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风节自持，既连被污蔑，年六十，即乞谢事。及守青州，上疏请止散青苗钱，王安石恶之，修求归益切。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善附流俗，以韩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何用！’”（《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八）“秋，七月，辛卯，诏新判太原府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知蔡州。 先是修以病辞官，至五六，因论青苗法不便；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

王安石对欧阳修的评价，显失公允。我们知道，欧阳修对王安石有知遇之恩，提携之功，而王安石不仅对欧阳修大加挞伐，还借故进行排挤。如此作为，既失风度，也失士望，更失去了成就大事的人力支持，这也是王安石性格缺陷、器局狭小的又一个证明，也是王安石变法搁浅的重要原因。

第七，偏听偏信，惑于人言，贻误大局。史籍当中有个例子。“陆佃尝受经于王安石，至是庆举入京师，王安石问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安石惊曰：‘何为乃尔？吾与吕惠卿议之。’又访外议，佃曰：‘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安石笑曰：‘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谓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质究矣。’既而承之还，诡言民无不便，佃说遂不行”。（《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八）这是一个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很典型的惑于人言、为人所误的例子，把别人的金玉良言统统视为营营邪说，而对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的蛊惑之语却喜闻乐见。史书记载，“秘书省正字唐坰，以父任得官，上书云：‘秦二世制于赵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强。’帝悦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喜而荐之，故得召对。癸巳，赐进士出身，为崇文院校书”（同上）。 史籍中的这些记载，较为详尽地告诉我们王安石为人所误、事实上也是他本人执意不回的情形。

而王安石晚年所痛恨不已的吕惠卿，其人倾险，当时尽人皆知，王安石引为同道。史书记载：“惠卿与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荐其才于曾公亮，遂举馆职。”（《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五）“（1069年）甲子，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于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从王石安表扬吕惠卿的文字看，溢美是肯定的，但被王安石目为“学先王之道而能用之者”的吕惠卿，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一个情况。

宋神宗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宋神宗和司马光之间有一次著名的君臣对话，史籍记载如下：

司马光入对，帝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曾公亮、陈升之）皆闽人，二参政（王安石、曾布）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惇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晓边事。”光曰：“不能临大节而不可恃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从旁制之，此明人之法也。”光又言富弼去可惜，帝曰：“朕留之至矣。”光曰：“弼所以去者，其言不用，与同列不合故也。”帝又问：“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帝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然为人太强。”光曰：“琦实忠于国家，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帝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进用，不大合群心。”帝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 （《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五）

这场对话应该是发生在王安石主政、变法开始之初，对话涉及许多当朝重臣的评价问题，其中，陈升之、吕惠卿得评最差，“闽人狡险”（陈升之、吕惠卿是闽人）这是个大帽子，而陈升之“不能临大节”、“惠卿憸巧”是实指。人不能临大节，即是无底线之人；而“憸巧”的本意就是奸佞狡诈。而吕惠卿不仅憸巧，而且其憸巧的程度堪比汉武帝时的佞臣江充和唐文宗时的佞臣李训。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招致的坏名声，都是受吕惠卿所赐。这个评价应该是很差，份量也不轻。那吕惠卿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史书记载：

乙亥，苏辙言：“前参知政事吕惠卿，诡变多端，见利忘义。王安石初任执政，以为心腹，青苗、助役，议出其手。韩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当时执政皆闻德音，安石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为小官，自知失势，上章乞对，力进邪说，荧惑圣听，巧回天意。身为馆殿，摄行内侍之职，亲往传宣，以起安石，肆其伪辨，破难琦说，仍为安石画劫持上下之策。自是诤臣吞声，有职丧气，而天下靡然矣。至于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后又建手实簿法，尺椽寸土，检括无遗，鸡豚狗彘，抄劄殆遍，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因保甲正长，给散青苗，结甲赴官，不遗一户，上下骚动，不安其生，遂至河北人户流移。旋又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如郑侠、王安国之徒，仅保首领而去。其心本欲株连蔓引，涂污公卿，独赖先帝仁圣，每事裁抑，故不得穷极其恶。既而惠卿自以赃罪被黜，于是力陈边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变军制，杂用蕃、汉，违背物情，坏乱边政。西戎无变，妄奏警急，擅领大众，涉入戎境，竟不见敌，迁延而归，恣行欺罔，立石纪功。自是戎人怨叛，边鄙骚扰，河、陇困竭，海内疲劳。永乐之败，大将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荐擢任，始终协议，遂付边政；败声始闻，震动宸极，驯致不豫。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反眼相噬。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抳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至死地。安石之党，言惠卿使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钱置田产等事，朝廷遣蹇周辅推鞫，狱将具而安石罢去，故事不复究，案在御史，可履视也。惠卿发安石私书，其一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者，冯京也，先帝犹薄其罪；惠卿复发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肝，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间。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随相抉擿，不遗馀力。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惠卿用事于朝廷，首尾十馀年，操执威柄，凶焰所及，甚于安石。乞陛下断自圣意，略正典刑，追削官职，投畀四裔。” （《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九）

这份资料尽管是一家之言，但苏辙的这份奏折，至少是把将吕惠卿的言行给我们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而苏辙文中所列之事，也散见于史籍的其他记载当中，而这些事情给我们全面认识吕惠卿这个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由此我们知道，司马光将其目为江充、李训之流，显然是有案可查，查有实据，而非臆测之辞，而王安石识人、用人之误，由此可见一端。

而得王安石力谏而登相位的陈升之又怎么样呢？

陈升之深狡多数，为小官时，与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得政，务变更旧制，患同列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与升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极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同者。安石不觉其诈，甚德之，故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不肯关预，因言于帝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执政，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升之曰：“兹事当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安石大怒，二人于是始判。（《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七）

闰月，枢密使陈升之以足疾请外；乙未，罢为检校太尉、镇江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扬州。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初附王安石，及拜相，即求解条例司。世以是讥之，号为“筌相”。（《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一）

以上这两个例子中，陈升之反复无行的人品和“筌相”（“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筌者，捕鱼的竹器，宋人所以把陈升之目为筌相，也即是说，陈升之依附王安石，也只是把王安石当作为了达到自己目标的工具，陈升之是渔人，王安石则是他捕鱼的神器，一旦鱼到手，神器就没什么用了，也就被渔者置诸脑后了）的雅号，用事实证明，司马光所论皆实，而由此再见王安石识人之误，当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既然以类相从，同气相求，王安石也因此不得不最终承担为人所误的后果。

第八，王安石对司马光的评价，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显出了两人个人修养的差距。诚如前文所言，当司马光得知王安石在被贬后死去的消息后，抱病写信给执政为王安石正名：“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史评说，司马光“其不修怨如此”，表现出了很好的个人修养和政治家的气度。（《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八）而反观王安石，他对司马光则极尽刻薄之事：“帝欲大用司马光，访之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谏诤、规劝）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七）这个评价，过于偏激，与司马光死后史家的评价相去甚远，也再次说明王安石强忮的个人秉性。

王安石，作为神宗朝堂上的标识性人物，史家们给了如此的差评，我不知道，是公允还是不公允？是王安石错了还是史家们错了？一代政治家、思想家，因为性格强忮，因为自信所见，执意不回，也因为“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六，宋人吕诲语），使一场富国强兵的社会变革最终功败垂成，这是莫大的遗憾。史家评神宗一生所为时有一段话：“时承平日久，事多舒缓，帝（神宗）厉（励）精图治，欲一振其弊；又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王安石遂以富强之谋进，而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诸法，一时并兴，天下骚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驯至靖康之祸。 ”（《续通鉴》宋纪七十八）这个评语，事实上也是对王安石执政结果的批判。

公元1086年，司马光去世。史家有评：

九月，丙辰朔，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年六十六。太皇太后哭之恸，帝（哲宗）亦感涕不已。明堂礼毕，皆临奠。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 

光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及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切毋生事、开边隙。”光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殁，其家得遗奏八纸，皆手札，论当世要务。百姓闻其卒，罢市而往吊，鬻衣而致奠，巷哭而过，车盖以万千数。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归葬陕州，四方来会者数万人。 

光孝友忠信，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于学无所不通，唯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苏轼尝论光所以感人心、动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君子以为笃论。 （《续通鉴》宋纪七十九）

史家对司马光的评价甚高，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正面的评价。

其一，谥为文正，是对一个文官一生的最高评价。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能被谥为文正者屈指可数。

其二“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不仅是名义上的宰相，而是被普通大众目为真宰相，是老百姓给司马光政治才能的最好评价。

其三，“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勤于政事，忠于职守，死而后已，这种精神和境界是值得敬重的。

其四，孝友忠信是对一个人极高的评价。司马光“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一辈子不说假话，没有不可为人言者，是胸怀坦荡的表现，是正直的表现。

其五，诚信、始终如一，是对人做人做事的极高的评价。“苏轼尝论光所以感人心、动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君子以为笃论”。这是士大夫给司马光的最高评价。“诚”、“一”始终，“诚”自然包括了诚实、忠诚、守信等内容，而“一”也应该有诚实守一、不忘初心、一以贯之的意思。一个人，能做到始终如一，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他做到了，历史是会给他一个客观的评价。在此，我们可以用一个例证加以说明。《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九记载：

壬戌，蔡京奏：“奉诏，令臣书元祐奸党姓名。恭唯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罚，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东壁，永为万世子孙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谨书元祐奸党名姓，仍连元书本进呈。”于是诏颁之州县，令皆刻石。 

有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安民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闻者愧之。

此事发生在司马光死后的徽宗朝，由此我们知道，司马光在当时的执政眼中是元祐党人，是“害政之臣”，而在当时百姓眼中，却是一个正直且值得敬仰的人。

其六，“百姓闻其卒，罢市而往吊，鬻衣而致奠，巷哭而过，车盖以万千数。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归葬陕州，四方来会者数万人”。死后百姓自发地万人长街相送，图其影，画其像，饮食必祝，是民众对一个人曾经的作为者的最直接、最真实的评价，也是最高的礼遇。

这几个方面的评价，足以表明司马光一生忠诚、正直的高贵人格，这也应当是司马光被谥为文正的依据。也因此，司马光以自己的作为和高尚的人格，为自己赢得了身后名。

当然，司马光留给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曾殚精竭虑，耗时十九年完成的史学名著，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自治平开局，光与刘攽、刘恕、范祖禹及子康编集，前后六任，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光于是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摘幽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二十六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便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历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降诏奖谕，赐银帛衣带鞍马。帝谓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八）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表面上看，似是政府工程，而实际上其创意和策划都出自司马光。史书记载，“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几，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馀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私家区区力不能办，徒有其志而无所成。顷臣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串千馀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句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以史学为众所推，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庶使得早成书，不至疏略。’诏从之，而令接所进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由资料可知，《资治通鉴》源起于司马光的八卷本战国史迹的《通志》的续修，而奉诏所修以《左氏春秋传》为范本的编年体著作，本意也还是想以《通志》之名行世，只是书成之后，因为深受神宗喜爱，认为其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五）由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从一定意义上说，司马光用近二十年的时间成就了《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的传世则成就了司马光千古美名。

无庸讳言，司马光一生最大的败笔，是在元祐执政期间对王安石新法的全盘否定，若能如苏轼、程颢所希望的样子，因势利导，对新法兴利除弊，对新法的支持者兼容并包，则是他个人之幸，元祐之政之幸，大宋之幸，只可惜，深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史学家、思想家的司马光，也囿于私见，在泼脏水的同时将孩子也一起扔了，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大宋的不幸。（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