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植廉洁文化 涵养清风正气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厚植廉洁奉公文化基础，用革命文化淬炼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为政清廉、秉公用权的文化土壤，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廉洁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廉洁的良好风尚，需要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廉洁文化之“根”。纵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廉洁文化始终贯穿其中。早在西周时期，《周礼》就以“六廉”对为官提出要求，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在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的基本品格之上，均以“廉”为冠。北宋时期，包拯在其诗作《书端州郡斋壁》中写道：“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清廉无私、刚直不阿是包拯最鲜明的为官品格，也是其吏治思想的核心。明朝“官箴”中明确提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成为对“公廉”一词为后世称道的经典阐释。这些思想是五千年来历代廉吏先贤的政治智慧，是新时代廉洁文化最丰富的精神宝库。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应当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元素，通过运用多种载体丰富公共文化产品，落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发展和创造转化中发挥润物无声的涵养作用。

革命文化是新时代廉洁文化之“魂”。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培育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一系列各有特点的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以延安精神为例， 1938 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规定了克扣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十种行为均为贪污，并对党员贪污犯法者从重治罪；1941年面对自然灾害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自开垦耕种、纺纱织布。陕甘宁边区党员军民对廉洁的追求和实践，使边区的贪污现象从逐步减少到基本禁绝。这些共产党员在革命实践中展现出的清廉品格和红色基因，是清廉文化不可或缺的精气神。用革命文化淬炼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应当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中，用活用好红色资源。通过加强本地党史学习教育阵地建设、提升学习教育活动实效、深入开展实践活动促进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使革命文化滋养初心、引领使命，激励党员干部艰苦奋斗、积极作为，保持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坚定意志，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时代廉洁文化之“本”。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折射出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措并举，通过五次主题鲜明、针对性强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拧紧思想“总开关”；通过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明确的廉洁要求，新修订的《党章》把“清正廉洁”明确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单独列为一款，这都体现了党中央对廉洁文化建设建章立制的决心；通过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案件380万余件，查处408万余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74万余人，4.2万余人主动投案。这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使反腐败斗争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为政清廉、秉公用权的文化土壤，要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穿到廉洁教育中、贯穿到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中、贯穿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中。坚持系统观念，完善机制，推动日常教育常态化，督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重点人群特别是年轻干部的日常教育和监督管理，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中使廉洁文化建设强起来、实起来，不断促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良好局面。

作者系中共兰州市委党校（兰州市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讲师 李欣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