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底蕴

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阐明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内涵，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理论上渊源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在法制上的体现。习近平法治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扎根于中国“土壤”，具有浓厚的本土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华法治文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具有伟大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出礼于刑、隆礼重法的治理策略，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慎刑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价值追求等等，这些思想作用于国家制度、运用于国家治理，在历朝历代治乱兴衰中不断积淀和演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钱穆先生曾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法治的成长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土壤，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法治。所以法治的背后蕴含的是法治文化，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和血脉，为法治提供文化基础和支撑，没有先进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纵观古今中外，法治都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维系民族存在，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秦王国之所以国强民富，能够一统天下，就与商鞅的两次变法有关。日本也因为实行明治维新，而跻身世界列强行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法治的作用功不可没。法治为社会带来了公平正义，保障了人的自由和尊严，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可以说，没有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国家就很难产生凝聚力，国家的崛起和强大也就无法实现。

习近平法治思想赋予了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具有历史的穿透力，使中华法治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源泉” 是对传统的“民本”思想的质的飞跃。注重人民的拥戴和呼声也是传统中国在国家治理中的特征之一，认识到“天命靡常”的西周统治者就提出了“以德配天”和“保民”的思想。孔孟之世，人性的价值和尊严被进一步论断，“仁者，人也”和“仁者，爱人”也成为“仁政”理论的本质特征。然而，囿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古代中国的立法过程并没有普通民众参与，无法充分体现民意，而且传统中国宽民慎刑的思想也是为了维护统治稳定和国家安定而做出的权宜之策。

真正能做到“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只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源泉”的理论是源于传统民本思想而超越民本思想的人民主体理论，只有让人民充分参与到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法治中国才会长盛不衰。

“全面依法治国”是对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进一步升华。因统治者骄纵奢靡导致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比比皆是，官吏贪污腐败问题亦屡禁不止。法家代表人物管子将“廉”上升到治国之维，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法家认为必须通过法治方能实现廉政。晏子在融合儒、墨、法的思想后，首次提出“廉政”思想，强调“廉者，政之本也”，认为实行廉政，官吏如水般清澈，方能使社会稳定，统治稳固。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内涵丰富，相关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发展。秦朝一统天下后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以及为官者的行为规范，是监察制度的萌发阶段，汉初全国被划为十三部作为监察区并专设一人为监察官，隋唐时期设置御史台，明朝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而建立通政史司，凡此种种都是传统中国对于治官的理论与实践，这些思想和举措促进了对官吏队伍的约束，使得臣民言行皆在“程式”之下得以控制，也使得封建王朝得以正常运转。

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党领导、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教训经验和宝贵成果，科学认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并将法治与廉政文化融合，创新性改造了传统廉政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倡廉必须依靠法治，“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 科学改造、创新传统廉政文化下的监察制度，与中国实际结合，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双管齐下，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实现标本兼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通过抓“关键少数”，带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从而树立全民守法的社会环境。

人类法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是人类文明积淀的精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具体实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接力探索、持续推进法治建设的理论结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作者系中共兰州市委党校（兰州市行政学院）政治与法律教研部副主任 副教授 许克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