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一直以来，“法治”都被视为西方舶来品，是西方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先进经验。晚清以来，这些来自西方的法治理论被翻译引进中国，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西方法学家来中国讲学从政，为几十年间各种政制尝试的过程中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的恢复和蓬勃生气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法律制度体系迅速得以建立和完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就国内背景而言，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就国际背景而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危机和风险挑战，亟需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应当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与集大成者即习近平法治思想，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提炼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洞察了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建设的互动模式、预判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由此生发出的治理经验与治理智慧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具有宝贵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首先，“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自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区分权与权利的概念，“凡人应得之分”成为志士仁人追求的目标。没有法律对人权的确认、宣示和保障，人权只能停留在道德约束的应然状态，面临侵害的危险而无法救济。在我国，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体系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其次，把公平正义作为贯穿法治实践的核心价值，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再次，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为法治工作的着力点。最后，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与道德同属社会生活的秩序和规范，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人类几千年来不断探讨的话题。中华法系“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统治方式和价值理念。古希腊政治思想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共通之处，柏拉图《理想国》提出理想的城邦是“善”的城邦，理想的政治制度是追求一种最能培养人之美德的政治制度。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创造的每种事物都有一个目的，人的目的是实现物质富足、身体健康和良好道德。站在前人肩膀之上的西方自然法学派及二战后的新自然法学派都强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甚至认为法律本身就有一种内在的道德。

在几千年中华法系的浸润下，德法共治的经验和哲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一方面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促进法律和道德、法治和德治形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格局。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有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党组织，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要保证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还需要“党内法规”的“高压线”规范其言行。截至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615部，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具有先进性的组织往往有更严格的行为准则，标准高于法律，因此会出现“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情形，党纪完全可以提出比法律更高的行为标准。党内法规不仅用来规范党自身的内部行为，更是为了保障国家法律的切实执行。换言之，也就是通过对党员干部的高标准严要求，通过党员干部的遵纪守法行为，带动全社会依法办事、遵纪守法。实现依法治国需要执政党的党员率先树立法治理念、遵守法律法规。坚持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中国之治”的一个独特治理密码，是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张金色名片，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共兰州市委党校（兰州市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讲师 王世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