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接待站 战斗的指挥所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5月，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我党在甘肃建立了办事机构——红军联络处。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后，这个办事机构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九月，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由于它设在兰州，习惯上就称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一、办事处的建立经过

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诚将军为首的西北军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此，我党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赴西安与张、杨协商，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前，我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于1936年10月在靖远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进军。但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党中央对西路军的处境十分关心，及时利用“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进行营救。在西安的周恩来同志曾委托回族人士马德涵和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与马步青、马步芳谈判释放被俘红军问题；并先后派张文彬、刘秉琳和吴鸿宾同志到青海、武威等地了解被俘红军的状况。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救和收容在甘、青一带失散的西路军人员，1937年2月，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接见吴鸿宾同志时，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的问题。不久，党中央调云阳红军办事处主任彭加伦负责筹备。5月29日，张文彬、彭加伦率领朱良才、况步才、黄文彬、王大成、刘富秀等七人，从西安到达兰州。初来时，住在中央广场陇海大旅社。十天后，迁到南滩街五十四号前院办公。这时的办事处是我党设在甘肃的一个半公开机构，对外称“彭公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蒋介石国民党被迫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接受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这时，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面抗战的方针，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西安、桂林、重庆、乌鲁木齐等城市先后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并在重要城市派驻党中央的代表。兰州办事处这时也改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谢觉哉同志任党中央代表，彭加伦同志任处长。

办事处的人员编制不多，不过十一、二人。先后工作过的有：初期的负责人张文彬，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加伦、伍修权，秘书朱良才，副官况步才、欧本文、张义和、赵芝瑞，译电员黄文彬、吉万银、郭得昆、王保善、罗宗芬、王学恭、李培华，医生袁庭炳，行政与警卫人员王定国、李开芬、张保政、王大成、刘富秀、王富贵、蒲正秀、赵元德、高士文、康海生、李伯青、赵凯轩、席天明、周铁群、张传叙、周耀福、郑仕相、张秀莲、李延海、柳秀英、罗秀英等三十余人，他们为党在甘肃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二、办事处的主要工作

(一)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抗战初期，贺耀祖是甘肃省政府主席。要做好统战工作，首先得从做好他的工作开始。由于他的阻挠，办事处的工作一度进展缓慢。党中央考虑到大革命时期曾派谢觉哉做过贺的工作，决定再次派谢老来兰州争取他。在日本不断进攻，时局日趋紧张的情况下，经过谢、彭的艰苦工作，贺耀祖有了一定的转变。1937年8月13日，贺耀祖公开召集省党部特派员邓宝珊、马愚忱、田昆山、戴愧生等欢宴谢老和彭加伦同志。宴后，讨论了办事处提出的民运问题、军队整顿问题和甘、宁、青、新的团结问题。这次会议打开了在甘肃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此后，谢老对抗战动员和政治改革等问题，又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在开展民运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提出不怀疑民运，不限制民运，扶植和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的完全自由，打击那些反对自由的派别和观点；在军事、交通、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和经济等问题上，建议采取大刀阔斧、壁垒一新的办法，以应付猝至之外祸；在教育改革上，提出学校教育应以国难为中心，理论与行动一致，于实际运动中增进学生才识。同时，对政府工作方法和两党合作抗日等问题也提出了改革意见。尽管贺耀祖付诸施行的很少，但他都表示了尊重和接受。这样，就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办事处的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

办事处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政策，团结所有拥护抗日的人。1937年12月，朱绍良接任甘肃省主席，进行人事改组，办事处原来建立的统战关系受到影响。虽然朱比贺耀祖反动得多，但是，办事处对他还是采取了团结争取的方针。谢老和伍修权与他进行了多次交谈，希望他改革和刷新政治，但都未被采纳。只是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深得人心，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节节胜利，开辟了大片根据地，才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勉强维持团结友好的局面。

对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民政厅长施奎龄(周恩来同志南开大学时的同学)、国民党驻甘肃外交特派员李铁铮等都进行了争取。省参议杨干丞比较接近我们，曾推荐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他在谢老的安排下也去延安参观过。1938年3月，国民党省党部孙静功等人在农民银行发起组织时事座谈会，谢老和伍修权同志应邀参加，并利用这一讲坛，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在各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军队中，团结争取了新一军军长邓宝珊，邓部团长杜汉三思想进步，与办事处关系密切，曾邀彭加伦向该团官兵讲过话。在他的要求下，党曾派雷明同志到该团做政治工作。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办事处对马风图、马公章等回族上层人士，以及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和额济纳旗的蒙族图王都做了争取工作。从而，推进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办事处坚持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人民参加抗日救亡这个问题上。办事处坚决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甘肃省当局害怕人民起来抗日，对群众救亡运动施行打击和压制。抗战初期，谢老针对他们阻挠和破坏抗日救亡的情况，在各报刊上发表了抨击时弊的政论文章和杂文七十余篇，指出“口说全面抗战，却不肯开民主之门，这是天大的矛盾。”“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经过耐心启发，据理说服，贺耀祖不再阻挠民众运动。这样，抗日救亡运动就蓬勃发展起来了。朱绍良任主席后，逐步推行反共政策，下令合并救亡团体，查禁没收进步书刊。对此，办事处及时予以揭露，谢老亲自会见书报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贾康，严词质问，据理力争。周恩来同志也电朱绍良诘问查禁《新华日报》事，迫使他不得不解禁《新华日报》和部分书刊。朱绍良往往慑于谢老和伍修权义正词严的揭露，躲避不见。谢、伍就写信质问，使他苦于应付，十分尴尬。

(二)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办事处把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国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在办事处和甘肃工委的领导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文艺宣传团体和书刊报社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汇成一股巨流，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领导抗日救亡，办事处首先为人民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谢老在面见和给贺耀祖的信中，都力陈唤起民众、发展民运的重要，并提出发展民运的具体办法，使贺耀祖终于同意发展民运的意见，因此，“妇女慰劳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从”、“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等抗日救亡组织，“联合剧团”、“王氏兄妹剧团”、“西北抗战剧团”、“血花剧团”等文艺宣传团体和《西北青年》、《战号》、《妇女旬刊》、《回声》、《老百姓》、《热血》、《甘院学生》、《抗敌》、《民众通讯》、《现代评坛》和南京迁兰的《苦干》等刊物，以及销售进步书刊的“兰州书报社”、“生活书店”、“同仁合作社”等发行单位相继建立或出版。“新安旅行团”、“平津学生演剧队”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如茅盾、张仲实、顾颉刚、肖军、塞克、吴渤等也纷纷来兰演出或出版刊物，激发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其次，贯彻党的政策和主张，实现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领导。抗战爆发后，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教师、职员和下级军官对共产党、八路军最感亲切，表示崇敬，常到办事处找谢老、彭加伦、伍修权等同志交谈，听取办事处对时局的意见。办事处是来者不拒，竭诚相待，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参加救亡活动。在办事处的影响下，罗伟、万良才等人发起组织甘肃青年抗战团。起初，该团领导成分复杂，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组织的发展限于小圈子内。针对这种情况，谢老就找他们谈话，给书面指示，要求“青抗”“要处处不离抗战”，组织“应尽量扩大”，“不要关门”。明确指出，“青抗”是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后来，甘肃工委派共产党员蔺克义、罗扬实、樊大畏等担任领导骨干，青抗的组织迅速发展，在全省各地建立分团七十二个，成员达三千多人，成为青年学生中最有影响、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戏剧宣传也受到办事处的重视。谢老赞扬王氏兄妹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大大刺动了观众的情绪，指出“应多组织剧团、歌咏队”。谢老还亲自帮助远道来兰的“新安旅行团”建立党的组织；使他们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为了传播党的主张，办事处成立初期就把出版刊物列入计划。甘肃工委出版的《西北青年》，谢老亲自撰文、改稿，进行指导。对于《战号》、《妇女旬刊》、《老百姓》、《热血》等，谢老都给予支持，为其撰稿或组稿。彭加伦还请毛主席为《战号》题写刊头，支持它的出版。对地下党创办的“兰州书报社”，办事处在经济上加以支持，并指示它开办租书部，扩大书刊的发行和阅读范围。

再次，与国民党当局限制抗日的反动行为作斗争。群众救亡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青年抗战团刚成立，伪教育厅长田炯锦就指令该团负责人要“严防不良分子加入破坏”，暗示要防止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加入。谢老在《西北日报》发表《“不良分子”界说》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什么是不良分子?就是“企图限制抗日的言论自由”，“企图缩小并限制民运”的人。对于《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抗日短剧的演出，伪教育厅长葛武棨竟质问主持人：“难道你们没有考虑这戏的内容吗?!”妄图限制公演。1938年初，朱绍良下令“改组”官办的抗敌后援会，企图吞并各抗日群众团体。到九月，救亡群众团体全部取消，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被扼杀了。与此同时，图书审查委员会对新闻报导、图书发行进行全面审查。四月初，公布查禁图书八十余种，期刊近二十种。兰州出版的进步刊物几乎都被相继勒令停刊。生活书店、兰州书报社常有特务登门捣乱，所订图书也在邮政检查中被扣留。来兰作抗日宣传的“平津学生演剧队”，被说成是宣传八路军，强令解散。对于这种限制和破坏抗日的反共行为，谢老亲自找朱绍良、贾康等人，用确凿的事实进行质问，提出抗议，使其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无法辩驳。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建立，是甘肃抗日救亡运动从冷冷清清走向蓬勃发展的转折点。

(三)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幸存下来的同志，不断遭到敌人的追捕和杀害。为了营救这些同志能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办事处积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把营救、收容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融为一体，利用上层统战关系，设法营救被俘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分别集中在西宁、张掖、武威和永登等地，其中干部多被关押在监狱，战士大都编入国民党的补充团。编入补充团的被俘人员，一般都送交驻防兰州的九十七师集中“感化”。初期，张文彬、彭加伦曾与贺耀祖和九十七师会谈，但障碍重重，收容工作很难开展。谢老来兰后，根据吴鸿宾的调查，将被俘红军分布情况写信给贺耀祖，通过他向马步芳索要。这样，从青海要回了刘瑞龙、魏传统等多名重要干部。办事处还根据各方面提供的线索列出名单，从九十七师要回了何兰阶、陈凤祥，王文生等人。1937年10月底，马步芳把青海、武威、永登的一千五百多名被俘红军合编成一个新兵团，送往第一战区补充卫立煌部队。路过兰州时，彭加伦到新兵团讲了话。谢老面见贺耀祖，要求移交被俘的西路军，但遭其拒绝。谢老当即电告西安办事处，新兵团一到西安，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就去驻地看望他们，并作了宣传鼓动工作。在兰州和西安办事处的努力争取下，终于把他们全部营救出来，回到了党的怀抱，编入了八路军。

第二，派高金城大夫到张掖以开医院为掩护，收容失散在河西的红军。高金城是兰州福陇医院院长，我党的忠诚朋友。他在吴波的推荐下，慷慨应允到河西做收容工作。1937年8月1日，谢老、彭加伦、朱良才在五泉山和他会面，研究了去河西营救西路军的具体办法。高接受委托后，于当月8日到达张掖。他以开设福音堂医院为掩护，公开收容红军伤病员，并利用治病的机会，传达党中央和办事处的关怀。医院有二十张病床，经常住满红军伤病员，先后治愈送回办事处的红军有二百多人。他还派人下乡散发“兰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的纸条，给失散红军指引回延安的道路。高金城营救西路军的活动，引起军阀韩起功的惊恐。1938年2月2日(正月初四)将高金城秘密逮捕杀害。高金城大夫用自己的生命为党保存了一批宝贵财富，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第三，在兰州直接收容。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不少红军辗转来到兰州，从事体力劳动。办事处常派工作人员到街头访问、收容，对他们的归来，办事处都热忱接待，为他们更换衣服，检查身体，治疗伤病，然后送回延安，在兰州共收容约二百余人。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是一座引航的灯塔，它为失散红军指明了回到革命队伍的航向。

(四)承担通向苏联国际交通线上的人员接待和物资转运工作。抗战时期，甘肃是我国的国际交通要道。由于兰州地理位置的重要，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办事处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通过代表处和苏联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因为伍修权熟谙俄语，便担负了这项任务。当时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去苏联治病或回国工作，都是通过办事处和苏联办理的。

办事处成立不久，就接待了去新疆的张之夫、杜重远、周小舟和赴苏的东北抗日将领、民主人士李杜将军。苏联代表处成立后，办事处和他们建立了经常联系。1937年12月，蔡树藩、钟赤兵、贺子珍、刘英等去苏；1938年1月，毛泽民等去新疆，办事处为他们联系搭乘苏联军用飞机。伍修权任处长期间，和代表处的联系更加频繁，曾办理了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王稼祥、蔡畅、邓发、陈郁、肖三、刘亚楼、李天佑、高自立、许光达、杨至诚、孔原、冯铉、江泽民、王弼等同志以及王明、康生、林彪等人去苏或回国手续。一九三九年九月，周恩来同志去苏联治疗臂伤，1940年2月回国，途经兰州时都住在办事处，并作了形势报告。办事处还接待过越共胡志明主席和日共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同时，还接待了在新疆工作和西路军领导人如陈云、滕代远、毛泽民、李先念、李卓然、曾传六、李天焕等。办事处常常住满了过往人员。

为了保证过往人员的安全，办事处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通常是由苏联方面将这些同志经乌鲁木齐用汽车送到兰州，先隐蔽在苏联代表处，与办事处联系约好时间，由他们用汽车送到办事处门口，靠汽车的遮挡，迅速进入办事处。有的用汽车送到郊外马路上，跟在预先在那里等候的伍修权同志后面，走到办事处门口，闪身进去。办事处给他们配发八路军军服和符号，起一个假名，再根据年龄和身份安个军衔，使他们有个合法身份。乘车东去时，都派副官护送，或者隐蔽在苏联军火汽车内，送到西安。在办事处的保护下，除1940年底郑德等五人中途被扣外，其他同志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办事处除接待来往人员，还担负了苏联和新疆人民支援我党我军抗战物资的转运工作。经驻甘办事处转运的物资有武器、弹药、医药、皮衣和书籍等。1937年冬到1938年夏，滕代远同志携带高射机枪、子弹和西药十二车，高自立携带皮衣、军火十车，都经过兰州运往边区。办事处副官况步才也多次押运军火物资到长武转交八路军庆阳驻军。办事处还将新疆人民支援八路军的三万件皮衣运到长武，由三八五旅接收转运前线。

驻甘办事处是通往苏联国际交通线上的接待站和转运站。它的存在，使我党和苏联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建立起了直接联系。

三、办事处的撤销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危害抗战，分裂国共合作，破坏团结抗日。甘肃是国民党在西北的防共反共前哨。他们为了加强反共力量，不断强化甘肃的政权机构，对省政府的几次人事改组，一次比一次反动。朱绍良时期，国共摩擦事件不断增多，与办事处的关系逐渐疏远。谷正伦时期，与特务组织配合，进一步加强防共设施，公开诋毁“共产党是奸党敌军”。办事处对他除了一次普通拜会外，便没有任何来往了。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中央于元月20日发出撤销各办事处、保存重要干部的指示。要求留三数人与国民党机关作事务上之接洽。根据这一指示，办事处人员陆续调回延安。1943年11月8日，办事处撤销，全部人员离开兰州。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建立，对甘肃的革命斗争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出色地开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和推动了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营救了失散在甘、青一带的西路军干部和战士，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或参加革命斗争，协助甘肃工委扩大了党的地下组织。同时，还承担了党的干部往返苏联和新疆的接待任务和物资的转运工作，被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办事处在条件十分艰苦、斗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团结教育各阶层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启发和提高各族青年的阶级觉悟，为甘肃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播下了革命火种，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版文图均由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