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又响了。前日下午3点,郑文辉接过之后,对记者摇头苦笑:“又有来采访的。这段时间,央视要来、凤凰卫视要来、光明日报又要来,不知道还有多少家媒体要来。”而几分钟前,他刚刚送走郑州一家晚报的记者。
郑是东莞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接待媒体对“亿元红包”事件的采访,几乎成为他的日常工作。而4月底至今,随着事件进展,东莞市政府也正渐渐卷入一场舆论“漩涡”:究竟在给全民派糖?还是补助困难户?究竟在故意作秀?还是真心落实?究竟合理合法?还是违规操作?
“事实真相很简单。红包并不是人人有份,其正式说法是‘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是市政府发给贫困户的补贴,旨在抵消物价高速增长带来的影响,合理合法。”郑文辉解释。
一个“念头”引发的“亿元红包”
近七成网民持赞成意见,认为派发“红包”可缓解民生艰困。“面对通胀大口吞噬全民财富的形势,也许那些有钱、有房出租的人不会在乎这点补贴,但对于一些困难群体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4月30日,东莞举行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与会代表纷纷反映,这段时期物价(CPI)持续高位运行,市民收入相对减少,企业退休职工生活困难。
对此,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回应:当前东莞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体有三类,一是国有企业转制后的下岗工人；二是渔民,继续捕鱼或者转业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三是摩的司机。刘志庚提到,最近澳门特区政府要向居民派送红利的做法触动了他,“初步有个念头,在我们财政可以负担的情况下,也向市民发点钱,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刘志庚认为,这笔钱可以叫作“临时生活补贴”。
刘志庚的这个“念头”立即引起与会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代表的赞同,有与会者表示,此做法若行得通,在发放时应该“优先照顾”下岗工人、渔民和摩的司机。
这就是东莞红包事件的缘起。上述消息由本报5月1日独家首发(详见当日本报A05版),全国其他媒体迅速跟进。坊间对此议论甚热。
其实,关于“红包”之说,此前还有一次舆论铺垫。今年1月上海召开“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曾提交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此言一出即已引发社会热议。
刑普提案的背景是:2007年,我国GDP增长11%,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元,增幅高达31%,而与此同时全年CPI增长高达4.8%,群众生活压力增加。他集中反映了“要求政府以充盈的国库财富反馈民间”的呼声。
而澳门特区政府最近决定派红利发生在今年3月初:拿出逾20亿的盈余,向全体居民派发红利,永久居民可以获5000澳元,非永久居民可以获3000澳元。
东莞会不会给全民派发“红包”?一位观察人士甚至预测,既然澳门红利发放范围分为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两种,相信东莞会参考澳门的做法,在发放时应该不会忽视新莞人群体。
5月初,针对民间热议,东莞阳光网以“东莞给市民派‘红包’可行吗”为题,进行在线调查。结果证实,近七成网民持赞成意见,认为派发“红包”可缓解民生艰困。“面对通胀大口吞噬全民财富的形势,也许那些有钱、有房出租的人不会在乎这点补贴,但对于一些困难群体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民意“汹涌”,发放工作快速启动,一个多月后,具体文件出台。
“一切按程序来,并不复杂。先由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牵头,联合打一个报告给市委、市政府,很快就有了市府办的复函。”郑文辉介绍。
复函全名叫《关于向有关市民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问题的复函》。根据该文件精神,七类人群被列入补贴发放范围,包括低保对象、五保户、非低保对象的优抚对象、非低保对象的一至四级残疾人、弃婴、已治愈的麻风病人和低保边缘户(即家庭人均收入为401—600元的人员),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元。
6月初,市民政局向各镇(街)社会事务办、民政局直属有关单位等发出通知,要求调查统计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群体市民人数,6月22日前报市民政部门。
6月24日,在东莞市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刘志庚再次证实,市财政将拿出逾1.2亿元用作临时生活补贴,发放给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口。并没有包括东莞的外来常住人口。
文件一出,人们先前的兴奋揣测,有些应验,有些落空。
了解过程的一位当地官方人士给记者解释,这一方面是因为财力的确有限,如果按照约700万的常住人口计,即使每人补贴500元,也要35亿。“这远远超出了今年的预算,除非是在年初的时候财政预算里就明确了这份支出。”而要是少于500元,那又意义不大,难以发挥“对冲CPI的效果”,最终最困难的人可能仍是举步维艰,但不困难的人根本不在乎这点点补贴。
另外一方面是统计困难,外来常住人口的流动性很可能让补贴难以落实。
不过,“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的发放范围和金额,不仅大大超过近年来的类似补贴,而且在我国大陆城市也属范围最大、金额最高。“用首例来形容还是可以的。”不少人认为。
新闻也从未停止“热炒”。具有代表性的新闻标题有:“东莞派发亿元红包”,“东莞派糖:一个天上掉钞票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