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浩然先生已经作古，他更是再也不能说清楚自己了。就在各地作家纷纷缅怀浩然的同时，十年前的那场“浩然现象”之争，也再次被重提。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浩然的评价和批评，仍纠缠在那些旧事上。作为一名作家，浩然并没有在这些批评声中获得客观的评价和有效的发现。面对这些想当然的批评和猜测，浩然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应该是心怀遗憾的。

　　诚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不能遵循古训中“死者为大”的道德常理。但迄今为止对浩然的各种评价，要么是因为时代原因的全盘否定，要么是春秋笔法式隔靴搔痒地赞扬其为人，却很少能涉及其作品本身的气质与价值。正是因此，浩然作品的意义及其对当下文坛的启示，一直都被遮蔽和误解着。

　　浩然在1998年要说清楚自己，后来他的观点被归纳为3条：（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这3条成为他后来广受批评的理由，而几乎所有的批评都将浩然在“文革”中受到的礼遇作为理由，认为他应该就此为自己的作品忏悔。

　　就在浩然去世当天，笔者与他生前的好友、《北京晚报》原副总编李凤祥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谈到1998年那次批评界对浩然的讨伐，李凤祥说，批评浩然的人，几乎都是并不认识他、和他也没有过接触的人，批评都是基于对那段历史的想当然。李凤祥从1971年开始与浩然熟识，交往30余年，对于当年的许多事情，他都是见证者。他向笔者讲述了“浩然要当文化部副部长”传言事件始末和浩然在“文革”中为保护北京作家所做的努力。

　　重述这段历史，了解事实真相，对于我们调整批评的姿态有着积极的意义。也许仅从“文革”时期的创作看，浩然确实有“献媚”的嫌疑；但若是纵观浩然毕生的创作和他在作品中的立场，不难看出，他确实始终站在农民的角度，以一个农民作家的姿态在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称自己的作品“完全是出于我的创作冲动和激情”，并不为过。诚然，对于浩然作品中表达出来的思想，我们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但就创作激情的真实性来说，所有读过《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读者都会明白，是毋庸置疑的。

　　面对批评，浩然曾分辩说：“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在1998年的那篇访谈中，浩然称自己是一个“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曾被误解为是对自己的吹捧。事实上，这样的批评是对其谈话断章取义的误读。从整篇访谈中不难看出，浩然所谓的“奇迹”，实际上指的是整个农民阶级翻身解放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阶级情感也许有些不切实际，但对于浩然来说，这种感情无疑是真实的，强烈的，在建国初期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否则，他的许多作品也不可能在那个年代获得那么多的读者，甚至被称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作家。评论家白烨说，浩然是五六十年代作家的代表。

　　历史已成云烟散去，迄今也没有谁准确说出浩然在“文革”中做过哪些错事，所谓“器重”和“礼遇”并不能构成我们要求他忏悔的理由。这一点可以用他在70年代末期之后30年内的作品来印证——如果浩然天生是个见风使舵、善于应景的作家，他不可能在近30多年的时间里仍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并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与农民和土地的亲近。当诸多农民作家都在转型写作其他题材作品的时候，他的目光仍停留在农民身上。

　　浩然作为一名作家，一生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始终都保持着独立的自我，这一点是值得今天每一个作家深思和学习的。那些义正词严地批判浩然“献媚”的作家们，今天同样在向商品社会和浮躁现实献媚，他们作为作家的独立性，已无从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