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省督军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行各种奖券收罗钱财，如“湖北军事善后有奖义券”、“湘赈慈善救济券”、“浙江绍萧塘工券”、“山东兴业票”等等。这些彩票中发行历史最久，信用最好的是“湖北票”及“浙江绍萧塘工券”，每期卖光。湖北、浙江塘工两种彩票，在当时就采用了摇球中彩的办法，以示公正。这三个球是：一个球摇前三位数，一个球摇后二位数，凑成五位数即为中奖号码。另外一个小球摇几等奖。“浙江绍萧塘工券”是官办的，以修造绍兴、萧山的海塘为名，发行过四五十期。

　　到了民国初年，除少数彩票(如湖北票)在当地开彩外，其他均集中在上海开彩。于是各省督军假救济难民等名义，设立各省奖券局，如川边、察哈尔、热河、绥远、湖南、河南等，均假救济之名在上海发行彩票，所以上海几乎每天都有一二种彩票开彩。当年上海彩票店号发售彩票的场面五花八门，有的门前张灯结彩，有的高搭牌楼。卖出过大彩的店家的店堂里红烛高烧，使人们心甘情愿把荷包里的钱掏出去。


　　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曾由政府出面，发行过一些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奖券，如1929年浙江省政府为举行西湖博览会，发行了“西湖博览会有奖游券”。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以恢复建设为名，发行了“珠宝奖券”，稍后又发行“房屋奖券”，等等。

　　各省军阀要在上海发行彩票，必先与上海护军使打交道，互相讨价还价，发行彩票的省拿多少，上海护军使拿多少。当时的齐卢之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抢占上海的彩票发行这块肥肉(当然最大的收入还是鸦片烟)。卢永祥、杨善德均是上海的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杨善德的儿子杨庆?都以包办一些省的彩票而出名。除督军外，一些有特殊势力的人也常借各种名义开办奖券，如“上海大亨”徐乾麟在江湾办了个“游民工厂”，便借机发行“游民慈善彩票”。

　　五花八门的彩票在上海大量发行，引起了租界里外国人的眼红，他们不许中国人在租界内卖彩票，却自己动手大搞彩票。法租界当局首先行动，以救助白俄难民为名，发行“俄侨难民救济奖券”。因为是“空头”，开了奖竟付不出奖金，在彩民的抗议下，只好由出售彩票的店家垫付。后来法租界内又办“法商慈善奖券”，甚至于连天津法租界当局发行的“防盲奖券”也到上海来推销。

　　四大家族在垄断了旧中国的经济命脉后，利用官办、商办等不同手段，发行各种名目的奖券，并操纵奖金，大发横财。1933年5月，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就是其中之一。航空奖券发行之初，国民党政府公布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筹集发展航空筑路经费起见，每年发行不记名奖券四次，每次50万张，每张售价计“国币”10元。每次发行所收券款，由国民政府提取50%，其余50%作奖金。以每年发行四次计算，单这项“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政府就得到1000万元，占1933年国民党政府出口税收2200万元的45%强。

　　到1935年8月，又改为每月发行一次，一年发行12次，真是大利之所在。为了年复一年地推行这种奖券，国民党政府开动宣传机器，报上登巨幅广告，路边有路牌广告，还用中航公司的飞机到全国各地散发传单，甚至连宋子文都出面为航空公路奖券贴金，说这是借鉴欧美各国的做法以补助国库，满足建设之需等等。其实，当时宋子文把大量发行的航空奖券交给“上海闻人”金廷荪开设的大运公司包销。金廷荪将彩票批给江苏、浙江、安徽几个省，并通过投机套用头寸发了大财。金廷荪为了答谢杜月笙出力，让他包销的航空奖券得以顺利发行，在杜美路(现东湖路)特地建造了一幢华丽的大洋房送给杜月笙。

　　当年，在上海具有很大影响的另一种彩票是跑马厅的香槟票。香槟票始发于1909年，掌管跑马厅的洋人为了骗取钱财，每年春秋两季举行香槟赛大赛马，同时发售香槟票(俗称发财票)，设头彩、二彩、三彩和零彩等大小不等的彩金。

　　香槟票每张售价10元，当时的彩金只有几万元，到后来买的人越来越多，彩金也越来越大，头奖从10万元，15万元，逐步加码到22.4万元。香槟票摇彩，先用五个铜球摇出个、十、百、千、万这五位数号码的获奖票，另外设若干个铜球摇出参赛的马号。如果这个号码的马跑了第一，持有这个获奖票者才能中头奖。如未跑到第一，就中不到头奖。由此可见，要想中头奖，犹如大海捞针。当时上海滩流传过这样一首歌谣：“香槟票，到处销，吸饱中国人的血，装满洋人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