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见血 工人挑老板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先来看这样一则新闻：2月27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一段3公里的小路上，站满了招工的制衣厂老板。他们拿着各种衣服样品，举着牌子等着路过的工人挑选。老板李爱莲说，之前是工厂挑工人，贴个广告就有人来，现在在路边等一整天都招不到人。年轻人不愿入行，入行的人宁做散工不做长工，几乎每天都要出来招人。

一边是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一边是一些企业老板招不到工人，在街头排队被工人挑选，真可谓“冷热两重天”。这种现象在广东已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近几年来的一种常态。需要指出的是，用工荒的问题，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是农民工可供选择的余地更大，话语权更多；二是企业享用人口红利的时代正在接近尾声，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还想指望继续使用廉价劳动力，无异于痴人说梦。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构成已经发生变化，初代“打工人”正在退出市场，90后、00后登场亮相，占比越来越大，劳动力迭代更新是正常现象。而新生代的就业观出现巨大转变，不再单纯追求工资收入，更重视将要长期从事的行业、职业、工作环境等，对不合理、不公平的用人制度容忍度下降，权利意识非常高，勇于发声反抗，经常一言不合就辞职、跳槽、维权；三是能够匹配企业用工需求的技能型劳动力供不应求，导致用工荒。当然，如果深层次去探讨的话，我们会发现，制度性分割妨碍了劳动力市场自发调节。虽然劳动力流动今天已是普遍现象，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还不能把打工地当作永久居住地，不仅经常性、季节性地返乡，还把农村作为养老归宿。这样，劳动力市场就形成了地理上的割裂：劳动力需求在沿海地区和城市，劳动力供给在中西部农村。这种分割妨碍了劳动力市场发挥自发调节供求的功能。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企业单方力量能够实现的，需要政府、社会、学校等各方共同努力。举个例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我国农民工平均年龄持续走高，已升至40.8岁，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2015年的17.9%增至2019年的24.6%。与之相对的是30岁以下农民工占比从2015年的32.9%下降到2019年的25.1%。农民工的老龄化，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对体力要求较高、劳动环境较艰苦的建筑业。对此，住建部去年发布的相关指导意见中提出，“推动建筑业农民工向建筑工人转变”，这或许是破解农民工老龄化和建筑业用工荒的最佳方法：要让建筑农民工成为具有较高薪酬、较强技能水平、保障体系健全的职业建筑工人，让他们体面劳动，舒心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年轻工人愿意学习钻研建筑业技能，愿意将建筑业作为自己的长期职业并奉献终生。

有人说，用工荒其实是通向新的发展模式的催化剂。想想也是，如果能加快提高以农民工为重点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如果能运用法律手段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工资决定的正常机制；如果能通过深化教育和加大培训力度，解决技能型人才短缺的问题……用工荒的问题终将是个伪命题。

小马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