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奎：风雨过草原，伫马望长安——卾尔多斯盆地上的人文底色

一

高原和盆地的区别，不纯粹在于海拔，应该还有周边环境的原因。比如，柴达木盆地，作为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在2600到3000米，但它与周围的环境相比，实实在在是盆地。我们今天要说到的鄂尔多斯，其情形和柴达木盆地差不多。卾尔多斯高原，作为蒙古高原的一部分，最让人关注的特点，在于它自身即是高原又是周围高邻簇拥之下的盆地。站在鄂尔多斯高原抑或盆地的中心地带四面遥望，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地名就会纷来沓至。往北看，越过黄河、阴山，就是它的母系高原蒙古高原；往东看，隔着红柳河抑或无定河，山西、陕北高原与它毗邻而立；往南看，陇东高原与之相邻；往西看，隔着毛乌素沙漠，一马平川的宁夏平原和高大的贺兰山与之遥望相映成辉，由此，也将卾尔多斯盆地称作陕甘宁盆地。因为鄂尔多斯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也为在其上生活的人们提供了多样性选择的生活空间，由此也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环境，使得这里成为了历史上多民族交往频繁的热门打卡地。也因此，自有文献记载以来，这里就是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苦心孤意经营的地方，也是为数不多的出现在文献记载里从远古以来就不断上演历史活剧的地方。

研究表明，这里最早有记载的主人是河套人。河套人的文化，一般被定义为狩猎文化。而继河套人之后，有记载的这片土地的主人应该是和西周发生碰撞的鬼方或者猃狁，而这个多少带有些蔑视的称谓，事实上是告诉我们，他们是周人眼里的驰骋在草原上的蛮族人。随着周人对鬼方或猃狁讨伐力度的加大，他们最终退出这片区域而远遁，而与周朝关系较好的义渠戎和它的同伴们逐渐强大成了这里重要的主人。从西周末年到战国时期，义渠戎以及它的北边的近邻林胡、楼烦等在这里顽强地生活了几百年。而其中强大时的义渠戎国的国界，西至西海固草原，东达桥山（今子午岭），北控河套，南到泾水，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而第一个有记载以来有计划地踏上这片土地的农耕族的代表者，应该是春秋时期的晋国人，即战国时期的魏国人的先人。据《史记. 魏世家》记载，晋悼公时魏绛主政，而这个魏绛，就是春秋战国之际三家分晋时的魏斯的先祖。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亲附”。简单的几个字，信息量巨大。悼公的和戎翟，实际上就是让其周边的民族关系和顺，也就是让那些有着桀骜不羁个性的在晋国西北方游荡的游牧民族安静下来，这显然是个不轻松的差事，是对魏绛能力的检验。魏绛在此事上表现出来了不凡的才华，不负君望，使“戎、翟亲附”。对晋国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这当然先是说明魏绛的行政能力出类拔萃，更重要的是表明悼公用人得当，能让戎、翟亲附，这意味着晋国西北部边境的安宁，晋国的西北部边境平安无事了。这也意味着，从魏绛和戎、翟开始，晋国人的脚步开始迈进了卾尔多斯盆地，也开启了魏氏家族由大夫向诸侯迈进的步伐。

得和戎、翟之利的魏国人，国力迅速提升。公元前408年，魏文侯命吴起伐秦，一举攻下秦国洛水以东五座城池，在那里建立了西河郡，并在西河西界筑长城以界秦，史称右长城。魏武侯执政时，魏发兵5万，把秦国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惊走了在上郡一带逗留的义渠戎，魏随即占据了上郡地，并越过桥山(今子午岭)，在上郡西界修筑长城以界戎，史称左长城。我们看战国时期的地图，魏国的疆域，大致是在山西、河南与鄂尔多斯盆地相邻的区域，而其中，上郡已经是在鄂尔多斯盆地的范围之内了。这表明，从魏绛和戎、翟开始，经过多年的经营，至少在战国初期，晋国的继承者之一，魏国人的脚步已经踏踏实实的踏上了鄂尔多斯盆地，这也意味着，晋人的文化也开始慢慢影响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生活。

第二个有计划有规模地进入这片土地的，应该是经过商鞅变法之后耕战并举、国力日益强盛的秦国，是它取代魏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史记. 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秦魏交战，秦人“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秦惠文王八年（公元前331年），“魏纳河西地”；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9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这也就是说，这次的秦、魏交战的结果，魏人不仅把先前夺取秦人五城设立的西河郡尽数奉还之外，还把自己原有的河西之地及上郡都尽数割给了秦人。而割让给秦人的这个上郡，也就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戎、翟故地鄂尔多斯盆地的一部分，上郡易主，意味着悼公时魏绛和戎翟的成果尽失。

得到了魏国割让的河西地及上郡的秦国，自然是欢喜无限，但秦人在喜悦的同时也给自己惹上了麻烦，这就是它不得不正面应对西周以来就生活在这里的草原强人义渠戎。史记记载，秦人自秦穆公起，就与戎人和、战不停，摩擦不断，其间的时间经历近350年，虽说秦人在穆公时期有过霸西戎、拓地千里的辉煌，但这并不是和戎人缠斗的终结，也仅只是双方缠斗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其后的日子里，双方你来我往，实际上各有胜负，难分伯仲，直到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时宣太后诱杀义渠戎王后才彻底解决了这个大麻烦。

取代魏国、义渠国而拥有了这片土地的秦国人，自然得到了这片土地上固有的自然秉赋的滋养，比如辽阔的鄂尔多斯草原为秦人牧马提供了广阔的草场和善于作战的人口，而马，无疑是冷兵器时代的重装备，而骁勇善战的人口，自然是优质兵源的宝库。有了充足的战马，善于作战的士兵，秦人的战力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因此，得到了鄂尔多鄂盆地之后，史书记载，秦人益强而魏则益弱，故而秦国也在商鞅变法之后的强大的基础上国力再次得以迅速提升，也有了在其后进一步削弱韩、赵、魏的前沿基地，使秦国在七国之中的强国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史书记载，公元前306年，也就是秦昭襄王灭义渠戎国的时候，赵武灵王凭借着推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后迅速提升的国力，灭掉了曾严重威胁赵国的盘据在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的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设立了云中和九原两个郡。但好景不长，其后，在秦赵相争中，上述两郡，尽归秦人所有。也就是说，到战国后期，鄂尔多斯盆地及其以南的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了秦人的属地。

而秦人对鄂尔多斯盆地的大规模的开发性的经营，则是秦统一六国之后的事情。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后，命大将蒙恬修筑了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秦直道。作为与秦长城齐名的国家工程，秦直道南起秦都咸阳周边的军事要地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至汉匈交战频繁的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长达1800里，穿过陕北与陇东之间，一直延伸到当时匈奴人的居住区——鄂尔多斯高原。自从这条道路修成后，大秦的虎狼之师三日便可驰抵阴山脚下。史书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阴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文中所说的河南地，应该就是指阴山以南包括黄河南北的整个鄂尔多斯盆地，而当时蒙恬的大本营设在上郡，而我们知道，当时的上郡的实际范围实际上也就是鄂尔多斯盆地的组成部分。这标志着秦人与当时崛起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的对峙中取得了战略优势，强大的威慑力，使得匈奴人在其后的十余年里不敢南下牧马。由此拉开了中原统一王朝经营卾尔多斯盆地的大幕，这也意味着秦人的典章制度，秦人的文化，切切实实地覆盖到了这片土地上。

二

秦末天下大乱，鄂尔多斯盆地及周边为崛起的匈奴人渗透，由此变成了匈奴人其后与汉王朝演绎相互争强的大舞台。

先是匈奴人凭借秦末天下大乱无暇北顾的天赐良机，东进西拓，西至西域东达辽东，成了匈奴人的牧马地，而向南，则开始在原秦人置县设郡的鄂尔多斯盆地里外纵马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对新生的汉朝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个情况，被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活灵活现的记录在了他写的《史记》当中的《匈奴列传》里：

汉初，当时汉朝刚刚平定中原，调韩王信到代郡，在马邑创建都城。匈奴大举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了匈奴。匈奴得到了韩王信，顺势带兵向南越过句注山，攻打太原，来到晋阳城下。高帝亲自带兵前去讨伐匈奴。正赶上冬季天气十分寒冷，天降大雪，冻掉手指的士兵多达十分之二三，于是冒顿佯装战败逃跑，引诱汉朝的军队。汉军追击冒顿，冒顿就把他的精锐部队隐藏起来，只显示他的老弱残兵，于是汉军全员出动，大多数是步兵，总计三十二万人，向北追击。高帝率先赶到平城，步兵还没有完全抵达，冒顿派出四十万名精锐骑兵把高帝包围在白登山，七天时间里，汉军内外得不到救援和粮饷。匈奴的骑兵部队，西方全是白马，东方全是青马，北方全是黑马，南方全是红马。高帝于是派使者暗中送丰厚的礼物给匈奴阏氏，阏氏于是对冒顿说：“两个君主不应该相互围困。现在即使得到汉朝的土地，而单于最终也不能居住在那里。况且汉王也有神灵保佑，单于考虑一下这件事。”冒顿和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约定出兵时间，然而王黄、赵利的军队没有按时赶来，怀疑他们和汉朝有阴谋，也就采纳了阏氏的建议，于是解除了包围圈的一角。这时高帝命令士兵都拉满弓将箭头对外，从打开的一角直冲出去，终于和大军会合了，同时冒顿也带兵撤退了。汉朝也领兵回来，派刘敬去缔结和亲的盟约。

这是我们知道的汉与匈奴第一次交手的情况，双方大战的地方平城一带，就是现在的大同一带。看我们现在的地图我们知道，这一带是与鄂尔多斯盆地及山西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也就是说，双方交战的地点实际是在鄂尔多斯盆地的周边地区，而汉军的出发地显然是由关中通过秦直道快速到达这里的。这场战役的结果是汉军大败，不得已，与之结和亲盟约。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和匈奴和亲起，是匈奴人在当时的汉匈对峙中优势明显、实力强盛的黄金时期，这段匈奴人姿意纵横，汉朝人委屈求全的故事，也被史家一一记载在史籍当中：

高祖逝世后，孝惠帝、吕太后执政时期，汉朝局势刚刚稳定，因此匈奴得以骄横。冒顿竟然写信给高后，言辞狂妄。高后想要攻打匈奴，众将领说：“凭高帝的贤能勇武，尚且被围困在平城。”于是高后放弃这个想法，重新与匈奴和亲。

到孝文帝即位时，重新实行和亲政策。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占据了河套以南地区，侵扰劫掠上郡边塞小城的蛮夷，杀害掠夺人民。于是孝文帝下诏命令丞相灌婴派战车和骑兵八万五千，前往高奴县，攻打右贤王。右贤王逃出边塞。文帝亲自来到太原。当时济北王起兵反叛，文帝回到朝中，撤回了丞相带领去进攻胡人的军队。

孝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汉朝送信给匈奴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身体健康。您派郎中系雩浅送给我的信中说：‘右贤王没有请示单于，听信后义卢侯难氏等人的计策，断绝了双方君主的盟约，离间兄弟的感情，汉朝因为这个缘故不愿意和解，邻国也不归附我们了。现在因为那些小官吏破坏盟约，所以惩罚右贤王，派他向西攻打月氏，全部平定了那里。希望停止战争休整士兵和喂养马匹，消除以前的不快，恢复过去的盟约，来安定边疆的民心，使年轻人得以茁壮成长，使老年人得以安度晚年，世代和平安乐。’我十分赞赏，这是古代圣明君主的看法。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之国，所以送给单于非常丰厚的礼物。违背盟约、离间兄弟感情的人，通常是匈奴一方。然而右贤王的事情此前已经赦免了，单于不要过于责备他。单于的做法如果与信中的意思相符，就明确地告知众臣，让他们不要违背盟约，要有信用，我们也会恭敬地依照单于信中的意思来办。使者说单于亲自领兵征伐别国有功劳，却深为战争所苦恼。现在有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件，头饰比余一件，黄金装饰的衣带一条，黄金带钩一件，绣绸十匹，锦缎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派名叫意的中大夫、名叫肩的谒者令去送给单于。”

单于已经订立盟约与汉朝和亲，于是孝文帝就下诏命令御史说：“匈奴大单于送信给我，说和亲的事情已经定了，流亡之人不足以成为劫掠人口和扩大土地的借口，匈奴不进犯关塞以内，汉朝也不出击关塞以外，违犯这一盟约的人处以死刑，可以长期维持友好关系，以后就不会再有悔恨了，双方都有便利。我已经答应他了。向天下发布公告，使人们都能明确地知道此事。”

孝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了，他的儿子军臣即位。军臣单于即位之后，孝文皇帝再次与匈奴和亲。

此后又过了一年多，孝文帝去世，孝景帝即位，然而赵王刘遂竟然暗中派人联络匈奴。吴、楚等国反叛，匈奴想和赵国一起谋划进犯边界。汉朝军队围攻并攻破了赵国，匈奴也放弃入侵。从此以后，孝景帝再次与匈奴和亲，开通边关交易场所，送给匈奴礼物，送公主给单于做阏氏，就像以前盟约的那样。到孝景帝去世为止，匈奴不时对边境有小规模的骚扰，但是没有大举进犯。

当今皇帝（汉武帝）即位，明确了和亲的相关约定，优待匈奴，开通边关贸易，送给他们大量财物。匈奴从单于以下都与汉朝亲善，边境民众往来于长城脚下。

上述的文字告诉我们，从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初年，汉、匈在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的争斗，在和亲的表相下一直在进行着，双方的摩擦，只是在双方的主政者的相互注视下处在可控的范围内而已。但其间匈奴人的咄咄逼人和汉人的不得已的委屈求全也清楚的流露在字里行间。直到武帝元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2年，血气方刚的刘彻，决定开始改变这不平等的现状。史书记载：

“（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春，下诏问公卿说： “朕曾装饰美女以配匈奴单于，金币文绣赏赐甚厚，而单于承诏之后表现傲慢，侵掠不已。边境被害，朕深感不安。今想发兵攻讨，众卿以为如何 ? ” 大行王恢建议应该出击。夏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大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大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想引诱单于进塞， 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单于入塞后，发觉有异立即退出。六月，收兵。将军王恢犯了 “首谋不进” 之罪，下狱而死。（《史记. 武帝本纪》）

这条资料告诉我们，自汉高祖平城被围以来的几十年间，这是汉朝再次与匈奴动武的第一次，也由此拉开了汉匈之间近二十年的大规模冲突。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侵入上谷掠杀吏民，派车骑将军卫青兵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兵出代，轻骑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卫青至龙城，斩获敌首七百级。公孙敖与李广因指挥失误受挫而回。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入上谷、 渔阳， 杀掠吏民千余人。朝廷派将军卫青、 李息兵出云中，到高阙，接着兵到符离，斩获敌首数千级，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 五原郡。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夏，匈奴入代、 定襄、 上郡，杀掠数千人。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发生大旱灾。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名将军及士兵十余万人在朔方、高阙出塞，斩获匈奴首级一万五千余。

秋，匈奴入代，杀都尉。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二月，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名将军及士兵十余万骑出定襄， 斩敌首三千余级。回师，兵马在定襄、 云中、 雁门等地休整。赦天下。

（公元前123年）夏六月， 卫青再次率六名将军及士兵到达匈奴南界沙漠，大获全胜。前将军赵信军败， 降匈奴。右将军苏建部队溃散，只身逃回，赎罪为平民。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将军霍去病、 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兵过居延，斩敌首三万余级。匈奴入雁门，杀掠数百人。遣卫尉张骞、 郎中令李广都领兵出右北平。李广杀匈奴三千余人，而自己的军队四千人都溃亡， 只身逃回，与公孙敖、 张骞都不是按期到达，当斩，赎罪为平民。江都王刘建有罪， 自杀。胶东王刘寄去世。

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 设五属国以进行安置。以其地为武威、 酒泉郡。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夏，大将军卫青率领四将军兵出定襄，将军霍去病出代，各领五万骑兵。步兵随骑兵之后数十万人。卫青到漠北围困单于王， 斩首一万九千级。到阗颜山回师。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战，斩敌首七万余级。在狼居胥山刻石纪功而回。两军战死者数万人。前将军李广、 后将军食其都未能按期到达阵地，李广自杀，食其赎回死罪。

这是史书记载的从汉武帝公元前132年开始对匈奴用兵到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21年间的多次大规模出击匈奴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汉朝多次用兵的地点，资料中涉及到的几个地名 ：高阙，塞名，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北；河南地，河套以南地区，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朔方，郡名，治朔方（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五原，郡名，治九原（在今内蒙古达拉特旗西北）；定襄，郡名，治成乐（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由此我们知道，汉朝武帝年间汉匈之间的攻防之战，多的时候，都发生在鄂尔多斯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而汉朝军队出击匈奴的出发地，则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鄂尔多斯盆地作为出击地的优选。

在这里，另一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汉匈双方攻防的地点和方向。由上述资料看，匈奴人攻击方向和地点的选择，相对灵活，而汉军集结、出击的方向，尤其是集结地，大多数时候都选择了定襄和上郡，而这两个地方，恰恰都是鄂尔多斯盆地的核心区。这除了向我们表明，鄂尔多斯盆地在汉匈抗争中的重要性而外，而蒙恬所修筑的秦直道，事实上为汉军最便捷快速地到达前线创造了条件，这也就是汉军为什么以此地做为集结、出击的首选地的原因。

经过汉武帝时期近二十年的艰苦征战，汉朝终于在鄂尔多斯到河套至阴山建立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并北逐匈奴后，变得日益强大起来。因为有了北部安定的环境，也才有了其后开发西域、征服西南夷的壮举，由此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大一统王朝西汉王朝，汉人的典章制度，汉人的文化成了这里的主流文化。

三

汉朝人和匈奴人，也就是继秦统一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的中原农耕民族政权，在和与之相抗衡的北部草原民族的代表者匈奴人，在卾尔多斯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土地上的你来我往，或者说强者来、弱者走的故事，只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无数故事当中的一段，这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也的确仅只是这片土地上演绎的历史故事的一幕。其后的岁月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事情，就像在一个固定的舞台上不断上演的戏码一样，不变的是舞台，变了的是剧本和演员，而剧本和演员变换最频繁的时期，莫过于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时期，这一区域里，事实上成了群雄逐鹿之地。北方诸雄你方唱罢我登场，将这里变成了人间斗兽场。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夏都曾染指这一区域，并以此为依托与对手争胜。其中对此区域影响最大的，先有前秦，后有大夏。

前秦的苻坚，在继承后赵遗产的基础上逐步扩张，曾凭借鄂尔多斯盆地及周边的地理优势，让前燕这个他曾经的前辈臣服于旗下，乘虎威灭了蕞尔小国仇池，迫使远在青海的吐谷浑通曲纳款，成了雄踞北方的霸主，若不是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想饮马长江，兵吞东晋，在与东晋相争的淝水之战中马失前蹄，大有一统天下的气派。

研究一下前秦继承的后赵的版图，我们会发现，苻坚除了占据了关中的优势之外，实际上拥有了除河西、辽西、辽东之外的整个北方地区，而在这辽阔的北方版图当中，最重要的是占据了曾经让匈奴及其后裔刘曜（前赵皇帝）、刘卫辰等借以横行天下的战略据点鄂尔多斯盆地及其周边地区，鄂尔多斯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的归属问题，事实上决定着在此游弋的草原民族的强弱。苻坚拥有了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不仅让他雄踞关中有了坚强的保障，实际上也让他东拓西跨南进有了广阔的战略空间。

继前秦之后，借鄂尔多斯盆地及周边地区的优势而称雄一时且影响较大的，当然要数具有匈奴人血统的刘卫辰和他的儿子刘勃勃，这个曾在前秦、后秦的大纛下混日子的部族，其野心比前者们丝毫不差。这个部落和这个姓，已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姓氏来源当然是汉宣帝和元帝时候归顺汉朝而被赐姓刘或者自愿姓刘，这也就是刘卫辰的儿子刘勃勃在强大之后改姓赫连的原委所在。

刘卫辰被前秦苻坚封为北单于，镇守代来城（在今陕西榆林）。淝水之战后，强盛一时的前秦分崩离析，刘卫辰所在的代来城也陷入战乱。

公元391年，刘卫辰与新兴的北魏政权展开激战，史书记载，刘卫辰派遣他的儿子刘直力统率兵卒八九万人进攻魏的南部地区。魏王拓跋珪带兵五六千人迎战。拓跋珪在铁岐山以南将刘直力打得大败。刘直力匹马逃走。北魏部队乘胜追击，从五原金津向南渡过黄河，径直进入刘卫辰的国界。刘卫辰部落惊骇异常，顿时大乱。其后，拓跋珪直接抵达刘卫辰所居住的悦跋城，刘卫辰父子仓惶逃走。拓跋珪分别派遣将领率领轻装骑兵追击。将军伊谓在木根山生擒刘直力，刘卫辰则被他自己的部下杀死。十二月，拓跋珪在盐池驻扎，诛杀刘卫辰的家属亲戚以及同事朋友等五千多人，把这些人的尸体全部扔进黄河。从此，黄河以南各部落便全部投降，北魏缴获三十多万匹马，牛羊四百多万头。北魏国的经济财力因此强大充裕起来。

刘卫辰被杀死，其家人大都失散，只有年少的第三子刘勃勃逃出生天，在薛干部度过几年的寄居生活后，率领残兵败将投靠后秦的姚兴。

史书记载，在北魏攻杀刘卫辰部落时逃出生天的刘勃勃出落成一个英俊的青年，身材魁梧，多才善辩，深得姚兴的赏识。后秦命刘勃勃镇守朔方，协助其岳父莫奕干防御高平（今宁夏固原）。怀有野心的刘勃勃却不愿安分守己，公元406年，刘勃勃带着三万部众，以到高平打猎为名，袭杀其岳父莫奕干，收服其部众，共计十万余人，势力迅速壮大，遂于次年自称天王、大单于，在今陕西靖边一带建立国号。

刘勃勃汉化程度很高，他根据匈奴人曾为夏后氏后裔的传说，定国号为“大夏”。大夏国祚虽短，只有25年，极盛之时却“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蒲于河”，以陕北为中心，占据了包括河套、陇东在内的地盘，刘勃勃还乘后秦衰落之机，挥师南下关中，一举拿下了长安。但工于心计、心思缜密的刘勃勃并没有被当下的成绩冲昏了头脑，没有定都长安，而是采用草原民族本有的机动灵活、消耗削弱对方的办法，回到了草原上的统万城，当他的大夏皇帝。史书记载，公元407年， 夏王勃勃破鲜卑薛千等三部，降其众以万数，进攻秦三城已北诸戍，斩秦将杨丕、姚石生等。诸将皆曰：“陛下欲经营关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凭系。高平山川险固，土田肥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业草创，士众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诸将用命，关中未可图也。我今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不如以骁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后，救后则击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为我有。待兴既死，嗣子暗弱，徐取长安，在吾计中矣。”于是侵掠岭北，岭北诸城门不昼启。（《资治通鉴. 晋纪三十六》）这段话告诉我们，大夏的立国者刘勃勃，不仅骁勇善战，而且也不乏谋略。成大事者，不能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可为小利而坏大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骁骑风驰，出其不意“，本就是草原民族自身的优势，若能灵活运用，则会事半功倍，这也是草原强者之所以能在与农耕民族的争斗中能够占优的原因。若弃自己的所长而不顾其短，则会为顺其长者所制。其后，后秦姚兴在与刘勃勃的对抗中处处被动，落于后手，都在刘勃勃的预判之中，证明了刘勃勃过人的谋略，而双方争夺的胜负手，则在于对岭北的拥有。而刘勃勃心心念念的岭北，经学者研究，其范围应该是指陇山以东子午岭以西关中西北的黄土高原，是卾尔多斯盆地的南部与陇东高原的交接地，而这片区域也正是鄂尔多斯盆地进入关中的战略要点所在。而大夏诸将所说的“山川险固，土田肥沃，可以定都”的高平，应该是指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一带，它不仅是陇东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也是宁夏平原联接陇东黄土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由鄂尔多斯南下通过宁夏平原进而威胁关中的重要节点。因此，史书上记载说，“赫连勃勃据高平，乘间以窥陇东，岭北得以病。姚兴（后秦主）、宇文泰（西魏主）军于高平，因而规定关、陇。诚要害之地也。”

得意后的刘勃勃野心膨胀，开始谋划实现自己的枭雄之路。

首先是开始大兴土木。史书记载，当初，刘勃勃带领部众进入陕北黄土高原后，看到当地草丰水美，原野上遍布牧草，山头长满了乔木，赫连勃勃惊叹道：“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于是，刘勃勃下令改元，并在今陕西靖边县最北端的无定河岸边营建都城。公元413年，夏王勃勃大赦，改元凤翔。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筑都城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宜名新城曰统万。”阿利性巧而残忍，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则斩弓人，入则斩甲匠。又铸铜为一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属，饰以黄金，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由是器物皆精利。他自信地表示：“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这座城池，命名为“统万城”。为了表达其一统天下的宏大志向，刘勃勃还把统万城的城门的名字分别叫做朝宋（南门，意谓让南朝的刘宋来朝觐）、服凉（西门，意谓让凉州西凉、北凉政权臣服）、平朔（北门，意谓平定朔方，也就是历史上的河套地区）、招魏（东门，意谓招徕北魏）。

其次在血统上做文章。“勃勃自谓其祖从母姓为刘，非礼也。古从氏族无常，乃改姓赫连氏，言帝王系天为子，其徽赫与天连也。其非正统者，皆以铁伐为氏，言其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也。”这段话告诉我们，刘勃勃自认为他的祖先沿用母姓，姓刘，不合礼法。鉴于古人用姓氏也没有常规，于是自己改姓“赫连”，意思是说帝王是天的儿子，他的伟大光耀与天相连。那些不是直系亲属的旁支后裔，都用“铁伐”为姓，意思是说他们钢强锐利如铁，都可以攻伐别人。

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夏后氏的苗裔，用母亲家的姓氏为姓氏有辱家族，于是改姓为赫连，意为天之子。

我们所以把他改姓这件事拿出来在这里说，是因为这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匈奴人姓刘，大致说来有两种情况。一是汉宣帝和元帝时期南匈奴归顺汉朝，为表达自愿臣属，接受了汉朝皇帝家的姓，并统一被安置在张掖的五属国里进行管理。另一种情况则是与汉匈和亲有关。根据史书记载当中说匈奴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文化习俗，刘勃勃部落或家族，很有可能是和亲者的后裔，故尓随了母亲的姓而姓刘了。而汉朝远嫁匈奴和亲的女子，虽非皇帝亲生的公主，但也是宗亲女子被封为公主而远嫁。由此说，刘勃勃部落的身份本也不低，能得姓刘，至少也是得自汉朝宗亲之姓。也因此，我们说，刘勃勃部落或家族能得姓刘，本该是一种荣耀，并不会辱没家族。古人对宗姓十分重视，同宗一家亲。赐姓的本意，是宗主对被赐姓者丰功伟绩或突出表现的旌表或者信任和接纳的体现，是赐者向被赐者亦即宗主向归附者表达诚意的方式，也因此，赐姓或允许冒姓，本来是宗主对归顺者的最高礼遇，是宗主的诚意也是归附者莫大的荣耀。得赐姓或冒姓者，正常情况下自会与宗主共享荣辱，休戚与共。但看发生在历史上的赐姓的事实，我们发现，赐姓，在更多的时候，往往是赐者和受赐者之间相互需要的政治游戏，实际上在更多的时候就是宗主笼络归顺者人心的一种方式，仪式感强于实质性的内容，而受赐者们复姓，也往往就是归顺者不再以宗主为意，背叛宗主的一种宣示。刘勃勃的改姓，实际上就是这种历史事实的表现。历史上，唐至五代时期赐姓的情况非常常见，但赐归赐，用归用，赐姓也和丹书铁券一样，归根结底就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权宜之计，从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和五代时期朝代频繁更迭，表明了被赐姓者背叛宗主的情况更加频繁，也更让人觉得赐姓或复姓更像是各自利益取舍的政治游戏。

刘勃勃改姓赫连，意谓着他要和汉人血统的彻底切割，借此向世人表达他要恢复其祖先草原强者的荣誉成为强者的野心。

大兴土木以及改姓这种自我膨胀的作法，引发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危机，也为大夏招来了灭国之祸。

其后，强盛一时的大夏国被雄才大略的北魏拓跋焘所灭，赫连勃勃（刘勃勃）曾经的万丈豪情就此烟消云散。

四

十六国时期，在鄂尔多斯盆地及周边你争我夺过程中最终的强者，当然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北魏鲜卑氏的故事很长，当他们从遥远的大兴安岭筚路蓝缕，一路征战到达代北的时候，已经有了开国的气象，历史好像已经准备好了为他们开始书写新的一页了。有学者研究指出，北魏立国之基，应该是肇始于拓跋什翼犍，而正式称魏则始于拓跋珪。史书记载，代王拓跋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376年），拓跋什翼犍所建的代国被前秦所灭，苻坚并没有对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家人赶尽杀绝，他将年幼的拓跋珪安置在拓跋珪的家乡代北，拓跋珪随母亲贺兰氏寄居在匈奴独孤部首领刘库仁的部落里。北魏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趁乱复立代国，即位于牛川，后改称魏王，此时的拓跋珪年仅十五岁。拓跋珪登上王位后，对内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历史上也称拓跋珪改革或道武帝改革，其改革的重点是分内外展开的。对内，改革首先是从改国号迁都开始，皇始三年（398年），拓跋珪确定国号为“魏”，将国都从盛乐城（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一带）迁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即皇帝位。

在这里，需要我们关注的，是鲜卑拓跋氏千里迢迢，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要把代北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呢？这当然一方面是时局的逼迫，因为当时的北方草原族并不只有他们一家，而兴起于辽东的同是鲜卑的慕容氏似乎比他们更强大也更先引起关注，也比他们更先占据了有利于生存的幽燕及辽东地区，因而鲜卑拓跋氏在他的强邻的压迫下不得不选择环境更加险恶也只有强者才能生存的地方栖身。而拓跋氏与幕容家的恩怨也就在相互争夺生存空间的相互挤压中拉开了帷幕。

代北，顾名思义，就是指代州以北的地区。代北地区大体上以陉山为南界，北到阴山，西至黄河，东达太行山。代北地形以山地、丘陵、河谷冲刷的肥沃土壤为主，西北高东南低，交通要道重峦叠嶂，行军线路险象环生。代北地区和河套平原一样，位于农牧分界线以南，属于季风区向非季风区的过渡地带，本是游牧民族前出威胁中原文明的尖刀，但在数千年农耕畜牧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的历程中，战争破坏形影相随。北魏灭了大夏之后，实际上拥有了鄂尔多斯盆地及其以南的区域。这对北魏而言，意义非同寻常，这意味着代北和鄂尔多斯盆地联成了一片，而实际上则意味着鄂尔多斯盆地和黄土高原的核心区都归入北魏旗下，这不仅为北魏西望河西提供了桥头堡，实际上也为它西进打开了通道。而事实是，拓跋氏凭借着灭夏后的余威和拥有鄂尔多斯盆地及周边的优势资源进一步增强了的国力，凭借着地理优势和雄厚的物资基础，在公元427年一举灭掉了雄踞河西的北凉沮渠蒙逊，拥有了其统一北方的雄厚实力。由此我们知道，从北魏灭大夏之后到隋统一全国之前，鄂尔多斯盆地是北魏人驰骋疆场的重要的战略物资基地。

北魏，不仅是十六国时期的强者，也是北朝的创立者，北魏对北方地区百十来年的统治，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五

隋朝，应北周而兴，而北周的版图则是在继承了西魏的遗产的基础上拓展岀来的，而西魏则由北魏脱胎而生。我们考察一下西魏的版图，就可以发现，它与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的关系非常密切。东西魏的分界，基本上是以山西境内的黄河为界的，黄河以东为东魏，黄河以西为西魏所有。看谭其骧先生绘制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会发现，西魏宇文氏立国之地，凭借的就是卾尔多斯盆地和陕北到关中的形胜之地，进而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河西至西域的广阔区域里，而北周则在继承这份遗产的同时加入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上说，隋朝的快速统一，在一定程度上说，得益于北周留下的厚实的家底。随着隋朝的统一，隋朝的典章制度，隋朝的文化开始影响这里人们的生活。

李唐王朝的崛起，并不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结果，更真实的情况，是不能免俗的沿用了杨隋代周的套路。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同年趁隋末动乱之时起兵于太原，南下攻取长安，拥立隋炀帝之孙杨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自领大丞相，加封唐王。义宁二年（618年），得知炀帝遇弑后，逼杨侑禅位于己，建立唐朝，年号武德。

考察一下李唐发家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出任太原留守，是李渊起家有了初始资本。而太原，则是山西境内襟带山河的核心地带，又与其西边的鄂尔多斯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李唐王朝在与山东其他竞争者逐鹿中原时也还有借助突厥之力的不良记录，这也就是唐朝初期突厥人力直气壮饮马渭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说，卾尓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实际上是李唐能够发家的重要凭藉。而李唐王朝的真正强大，则是从李世民彻底打败了东突厥之后才开始的，而突厥人的游牧之地，当然也包括了鄂尔多斯盆地，也就是说，李唐王朝的真正强大，也是从拥有了鄂尔多斯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彻底解除了长安西北方的威胁之后开始的。强盛大唐，将自己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以长安为中心，传播到了比隋朝时更为广大的区域内，鄂尔多斯盆地自然也沐浴在盛唐的阳光下。

唐末，陕北及鄂尔多斯盆地成了党项人崛起的福地。史书记载，公元881年，党项人拓跋思恭因率部参与李唐王朝剿灭黄巢起义，中和元年八月,唐僖宗正式授拓跋思恭为夏绥节度使，尔后，赐夏州，号为定难军节度使。这一封赏，意义重大。根据史书记载，定难军的辖地非同寻常，它应该是在现在的内蒙古、陕西、宁夏交界地带，其下辖五州，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附近）、银州（陕西榆林南）、绥州（陕西绥德附近）、宥州（陕西靖边附近）、静州（陕西米脂附近）。也就是说，从鄂尔多斯盆地到陕北的核心区都成了拓跋党项的领地。

自从有了夏绥之地，拓跋家的事业就开始蒸蒸日上。从中和元年(881)到光启二年(886)的6年中,先后受命为权知夏绥节度使、夏绥节度使、京城西面都统、京城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等职,因功得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死后配享僖宗庙廷。拓拔思恭的最大贡献,就是使党项拓拔部跻身于藩镇之列,建立了事实上的夏州政权。其势力虽不及关中、河东诸镇,但偏踞一方,为党项族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从拓跋思恭得赐姓起，凭借着姓李这块金子招牌和鄂尔多斯及其周边这块风水宝地，拓跋思恭和他的弟弟及子孙们完成了乌鸡变凤凰的蜕变，在唐末其后的藩镇割据的过程中当然地成了雄霸一方的一份子，也因此成为了五代时期各方势力眼中的香饽饽而左右逢源，从容游走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的朝堂之上，最终在赵匡𦚯立宋时成了赵家的座上宾并由李改姓赵。

北宋初年，党项人成为北宋对抗大辽捍御北宋西北边防的依靠和生力军。随着宋辽对抗的加剧和北宋实力的削弱，党项人凭借着这一区域的位置优势，开始在宋辽之间首鼠两端，逐渐坐大，最终脱宋独立，终于在1038年自主立国，国号西夏，成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强者。而赵元昊在立国的同时也复姓李，这个做法，与我们前文提到的刘勃勃改姓赫连如出一辙，但令人觉得奇怪的是赵元昊只是改回到李唐王朝所赐的姓，并没有完全改回到自家的本姓拓跋氏，这是赵元昊的政治智慧。拓跋党项从唐末显世，历百多年而不衰，自然熟谙国情，深知国姓李的价值。李唐王朝虽然分崩离析，但李唐王朝的余萌还有利用的价值，一则李唐王朝的赐姓的确成色十足，是拓跋家发家的源头，再则姓李也可表现出自己对李唐王朝的忠诚，借以消弭党项人与汉人之间的隔阂。当然，更实惠的，拉大旗做虎皮，借李唐的余荫收拾人心。而鄂尔多斯盆地和它的西南部宁夏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成了西夏立国的根本所在。

脱宋自立的党项政权，如果从元昊的先祖拓跋思恭于公元881年被唐朝赐姓为李号李思恭并封为靖难军节度使算起，到西夏最终被元朝灭国，党项人在卾尔多斯盆地及周边地区的存在长达346年，也因此，党项文化或者西夏文化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从公元881年唐朝灭亡到公元960年赵匡𦚯建立北宗的八十余年间，史称五代时期。把五代史拿出来晒一晒，我们会发现，从李唐王朝灭亡之前到北宋建立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借李唐余荫和鄂尔多斯盆地及周边地利发家者，其实不只拓跋思恭一家，而事实上，称五代之一代者的后唐之主沙陀族人李克用家族，也是借帮助李唐剿灭藩镇过程中成了真正的尾大不掉的藩镇并以李唐的继承者自居的最大藩镇。李克用家族，可堪称是拓跋思恭家族的先师或样板。李克用，出身沙陀豪族，本姓朱耶氏，其父本名赤心，唐懿宗李漼咸通中因助唐平潘勋之乱，“入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氏，名国昌”。李克用是李国昌的三儿子。李克用的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妊十三月，在诞之际，母艰危者竟夕，族人忧骇，市药于雁门，遇神叟告曰：‘非巫医所及，可驰归，尽率部人，被甲执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无恙而生。是时，红光满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出生的传奇，是为了说明其天赋异禀。“武皇（李克用）始言，喜军中语，龆龀（童年时代）善骑射，与侪类（同辈人）驰骋嬉戏，必出其右。年十三，见双凫翔于空，射之连中，众皆臣伏。”十五岁起随父从征，“催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李克用本人的这份传奇与天赋异禀，都被详细地记录在《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中。当然，传奇归传奇，异秉归异秉，我们所关心的是他其后的作为。事实证明，李克用不仅很好地发挥了他的天赋异禀，以他为首的沙陀人也很好地利用了李唐王朝的余荫，不仅把赐姓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且还从形式上继承了李唐王朝的名称及其发祥地太原，最终在与唐朝叛将朱温建立的后梁的决斗中胜出。看地图我们知道，沙陀人可以凭借的自然不只是李唐王朝的名称和它的国姓及其发祥地太原，而作为游牧民族的沙陀应该是充分地利用了太原与卾尔多斯盆地唇齿相依的关系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牧马养兵之地加以充分利用，也因此，沙陀人才有了飞驰在北方的雄厚实力。

六

元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雄踞于鄂尔多斯、宁夏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河西走廊的西夏，曾经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为征服西夏，蒙古人曾经服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代天骄不幸殒命于征伐西夏兴庆府的过程中。也正其如此，蒙古人在攻下其都城兴庆府时毫不手软地进行了屠城来加以报复。当然，当蒙古人占有这块土地并让这片土地一夜成为万众瞩目的地方的事情，则是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战死沙场之后，这里最终成了一代盖世英雄的长眠之地。鄂尔多斯这个名字源于蒙古语，也即是说，在蒙古人踏上这片土地时才有了这样的称呼，而这个称呼的原意为众多的官帐。所以这样叫，我个人推测，也许就是因为成吉思汗长眠于此后聚集了很多族人在此居住、护卫才有了众多的官帐的缘故。而事实上，蒙古人在统一南宋之前，对这里及六盘山左右的地方派重兵苦心经营了许多年。也就是说，从成吉思汗长眠于此地、蒙古人灭西夏之后，蒙古人統一全国的步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统一后的元朝，自然也将自己的文化传印迹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明朝时期，鄂尔多斯盆地及河套地区成了元朝残余势力十分活跃的地方，从明初到嘉靖之前的若干年，元朝残余势力和明朝的拉锯战始终未曾停歇，从嘉靖年间起，明朝被迫收缩防卫于长城以里，事实上放弃了对鄂尔多斯盆地和河套的争夺，这里也变成了蒙古人自由进出的门户，也因此这一地区也成了明朝九边重镇的重点防御地区。边地文化，如汉朝初年一样，成了这里最为突出的特色。

明末，卾尔多斯盆地以东的陕北榆林（指明代榆林卫的范围）一带是农民起义的首倡区。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卾尔多斯盆地到陕北的广大区域，在明朝与元朝残余势力的长期对峙中，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凋弊，同时也养成了强悍的民风。在此背景下，一旦朝廷统驭失当，很容易发生民变。大明王朝后期，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举措失当，史书有载，也因此在内忧（农民起义）和外患（辽东后金崛起）的双重打击下，明朝的崩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最终压到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自然是爆发于陕北的农民起义。而发动这场足以推翻明王朝统治的起义的带头大哥，则是生于榆林一带的苗美、高迎祥、王左挂、神一元、神一魁、混天浪、李自成、张献忠、高一功、李过们。他们所以能成为扭转乾坤的推手，这当然得益于长期生活在战争氛围浓厚之地熏陶、锤炼的结果。

清朝统一全国之后，鄂尔多斯盆地及其周边的战乱纷争平息了，走西口成了黃土高原和卾尔多斯盆地之间二百多年间经常的话题，而由此也有了晋商崛起的源头。而我们所说的走西口，实际上从明代中后期就开始了，而当年的走西口，最初只是由陕北、山西、河北一代无地农民或敢于冒险的商人们进入河套、鄂尔多斯一带垦荒或经商的代名词。而历史上的走西口，应该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走西口，应该是指经由山西、河北沿长城一线的关口而进入河套、蒙古草原并西延到俄罗斯的路线；狭义的走西口，应该是指从山西出杀虎口经北上到今天的包头、河套、鄂尔多斯广大地区的路线。由此，我们知道，不论是广义的走西口还是狭义的走西口，鄂尔多斯盆地都是重要的途经地或者目的地。也因此，历史上的走西口，实际上逐渐演变成了不间断的移民潮，对鄂尔多斯盆地及河套平原的开发聚集了必要的人力资源。移民文化成了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文化特色。

1935年10月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北。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出现，鄂尔多斯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根据现在的研究，陕甘宁边区的范围，有明确的界定。其范围，辖陕西省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安定（今子长）、安塞、靖边、定边、保安（今志丹）、甘泉、鄜县（今富县）、淳化、栒邑（今旬邑），甘肃省宁县、正宁、庆阳、合水、镇原、环县，宁夏省（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豫旺（今属同心）等23个县以及神（木）府（谷）地区，面积12.9万余平方千米，人口150万。根据其所辖范围，我们知道，陕甘宁边区，就是指陕西北部、甘肃陇东及宁夏北部组成的一个当时由中国共产党管辖的区域，而这个区域，实际上也就是鄂尔多斯盆地或者陕甘宁盆地除了河套平原之外的核心区。也就是说，陕甘宁边区，事实上就是鄂尔多斯盆地或者陕甘宁盆地除河套平原之外的区域。它的出现，意味着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执政理念完全不同的政府。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立都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不仅占据着全国绝大部分的国土，而且沿边沿海最发达最富庶的地方尽归其所有，而陕甘宁边区中华苏维埃政府完全是在四面包围之中立足，且地处贫瘠穷困的西北内陆，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谓有霄壤之别。就是在这样对比明显的情况下，偏处西北的红色政权，最终横空出世，完成了统一全国（除台湾省外）的大业。这无异是奇迹，而奇迹的背后，自然有许多的因素，其中，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原因，而环境的因素，也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雄文，他在文章中主要讨论的是，在相对封闭落后的赣南地区为什么会成为红色政权的立足之地，其中除了强调政治、经济、军事因素之外，指出，地理环境的影响也是非常现实的原因，正是因为封闭、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多省交界地带等诸多因素，造成了各种力量在赣南的控制力的相对薄弱，这对新生的政权来说是有利的。而陕甘宁边区当时的情景，应该与赣南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考察一下陕甘宁边区的四至，我们不难发现，这块区域远离大城市，或者说远离区域政治中心且为多省交接地带，是国民党政府实际控制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在地理环境上看，东南西北都有可以凭依防御的自然环境，比如在边区的西北方向，横亘着毛乌素沙漠，再往西则有黄河，由此，我们知道，毛乌素沙漠和黄河，事实上构成了陕甘宁边区西北方向的天然防御体系，阻断了有可能来之西北方的不速之客的袭扰，而陕甘宁边区的防务，大可以只专注于东、南两个方向，大大减轻了边区的防务压力。而在东、南两个方向上，东面依然有黄河天险可以依凭，而边区的防御重点，事实上只有南面一个方向。而陕北及陇东沟壑纵横的地理环境为藏兵用兵提供了方便，而易于农耕的辽阔的黄土高原也为红色政权的自力更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当然，能够在这块土地上立足，最重要的当然是有一支千锤百炼而且有坚定政治信仰的军队及其领导者。

陕甘宁边区的出现，真正开启了中国社会转型建设的重大转折。

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拉开了鄂尔多斯盆地农耕、游牧和工业文明建设的大幕。改革开放的春风，化成了滋润古老盆地的春雨，鄂尔多斯盆地焕发出新生的蓬勃活力，开启了鄂尔多斯盆地历史上的扬眉吐气（羊产业、煤炭产业、稀土工业、天然气开发）模式，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它在人们面前展现出来的面貌，富裕成了它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令人羡慕、嫉妒的新名片。

七

一地的环境，养成一地的物产，形成一地的生活方式，一地的生活方式，沉淀成带有地域特征的文化。卾尔多斯盆地抑或是陕甘宁盆地，自古以来就是疾风过草原，伫马望长安的形胜之地，是强者纵横的战场，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南来北往、东西交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有记载以来出现的河套人，到与周朝相抗衡鬼方、猃狁，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戎、翟及其义渠国，再到与秦、汉对峙的匈奴到十六国时期的羯、氐、羌、鲜卑及其后的柔然、突厥、沙陀、党项、蒙古人，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在各自展示自己魅力的同时也交融形成了有别于他地的强悍的民风民俗，形成了独特的地缘文化，最终融入了中华文明的长河里。从历史到现实，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气象。这一切，告诉我们，不论我们怎么想，怎么看，鄂尔多斯高原亦或盆地及其周边地区，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充满活力也让我们想起来就热血贲张的地方。它的神韵在于，有波浪不惊的壮阔与辽远，也有回肠荡气的历史，低调时任凭风雨漫草原，激昂时可以扬鞭跃马望长安。

责任编辑：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