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之上的夜航船 ——人邻诗歌的精神内里

人邻诗集

人邻最新的这本诗集名为《我已寂寞过了》，收入2016年至2021年间的近作。光看集子的标题，我们就能够看出曾经沧海般的人生阅历和感悟，隔着薄薄的纸页已经感受到了冷冷月光般的安静、淡然的语调。不事张扬、冷静、内敛一直是人邻的个性，也是其诗歌的底色和精神内里。“人与诗”在人邻这里是一体的、一致的，是相互支撑的而不是彼此拆台、龃龉或分裂的。

近些年读旧书，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明末清初的张岱（1597年-1679年）。张岱构成了同时代意义上的命运伙伴。区别于当年张岱“夜航船”的时代动荡和大变局，区别于世事动荡中一颗疲惫、阵痛、惊悸的心脏，人邻的诗近乎波澜不惊，但是日常经验、存在境遇以及想象畛域都在朴素而平淡的词语中被一次次激活和放大。正如他的那首《夜航》一样，其间充满了个体存在的迷局和难解的人生困境，词句冷彻而深省。

舷窗望下，依稀的平原、山坳，

渺小人家的灯，幽微亮着。

千里江山，有我爱过的良善人家，

有我怜惜过的女子。

混沌大地，一灯如豆，一灯尚不如豆。

我仿若自己是神，只是无力去爱。

我只是惭愧，深深低头，

再也无力把自己变得像一个好男子。

人有人的命运，词语和诗也有自己的命运，这是“向诗要命”和“向命要诗”的双向打开和彼此获救的过程。这体现的也正是优异诗人所要具备的深度凝视和探询自我的能力，只有如此诗歌才能起到精神能动和现象还原的功能。人邻的“门”“钉子”“斧子”“刀”“白菜”“冬瓜”“红薯”“野草”“草原鼠”“黑鸟”“旧沙发”等物象在深度凝视和智性盘诘中被提升到了核心意象和私人意象的层面。万物皆心象，它们对应于一个个人世的瞬间，进而也承担起不容忽视的记忆、欲念、象征、卜辞、预见、开示或谶语的功能。

人邻的诗精简而味深，总是给人以静夜危坐、安之若素之感。他的淡然、随性、素朴、悲悯以及敬畏总是在极其日常化的语调以及具体而微的细节、场景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机会。他的诗往往是不温不火、不疾不徐、不左不右，“适度”“平和”是他的精神底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些年的诗中人邻总是有意识地强化了斑驳的人世光影，他总是格外关注那些精神性的时间节点。无论是暮色、夜晚还是暮春、晚冬，无论是正午、午后还是厨房、旷野，它们都经由自然时间、物理空间而转化为精神性的能动性的时刻，它们对应于生命的潮汐以及时序更替中人的命运起落和灵魂仪轨。

人邻诗中的“不说也罢”“说无可说”以及“不过是这样的啊”对应了一个常年写作者看破了一切的人生态度，进而这又体现在词语的态度和语言基调上，二者是彼此应和、校正的。这也是为什么“尘世”“人世”“世上”如此频繁地叩访人邻诗歌的深层心理动因和情感机制。

山水形状随人性，世事都如心中物，坐忘和卧游面对的同样是三千大千世界。尤其是《冬瓜》《盐少许》《剥韭菜》《三只橘子》《一杯热水》《腊月里的萝卜》《米虫》《卖肉的店家》《父母的餐桌照片》《白菜纪事》等这样日常情境极其显豁的诗所透露出来的诗性以及哲性更接近于著名的禅宗公案“吃茶去”的境界。

用诗来“悟道”“说理”，其难度可以想见，正如当年严羽所说“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往往是能说到，但是很难真正做到。值得注意的是以“寺庙”为核心的精神空间一次次来到人邻的诗中，比如《郎木寺后面的山坡上》《郎木寺偶见》《法雨寺的傍晚》《一粒米寺》《寺里的梨》《给山寺送去萝卜白菜》《抄经人》《燃灯节》《寺里读经》《苦竹寺》《大佛寺夜事》《扫地僧》《夜宿》等诗。

词语是涅槃，诗歌也即坛城。诗人借此安身立命、自审自忖、自渡自救，面对自我的渊薮、彼岸的琉璃莲山以及人世的红尘色相和命定劫数，“再读一遍 / 眼含热泪的我 / 忽然感觉 / 古老的松木地板 / 慢慢浸润我赤裸的脚面 / 木纹布满 / 纤维入骨/ 我已是寺里的一根廊柱”（《寺里读经》）。诗，成了涉渡之舟。人邻还借助宋末元初画僧牧谿的画作《六柿图》进一步阐释了精神超时空的力量。在牧谿这里，无论是枯淡的山野还是笔调粗野的“六柿图”，它们都对应了精神的山水和修习的程度。牧谿的《六柿图》对应于人邻的《九个红薯》，甚至精神构图以及笔法都深度关联、相互指涉——比如笔法都是极其俭省的：“红薯，早上的粥里煮了一个 / 另外的那些，在青石板上打盹 / 这会儿，上午九点的阳光斜斜照着 / 它们的身上，沾着褐色的泥土 // 这上午，我数次走过，驻足 / 可我数来数去，还是数到了九个 / 那一个，跟这些红薯一样 / 好像还在那儿，跟那几个，还在一起”。

真正的智者、琴师、画师以及诗人能够达到的是琴外之音和象外之象的境界。对于人邻而言，作诗亦如精神淬炼和修习的过程，而那些纸上的文字亦如精神云山，一个词语的撑船者于暗夜中起航、跋涉、自渡。

□霍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