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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民:​说你 说我——画室内外有故事

2022-08-06 11:55:00 智能朗读:

发生在西北师大七八级美术系油画班的故事,是说不完的。接着《我的同窗我的兄弟》,再往下说。

“磨”石膏

油画专业的基础课素描,素描从画石膏模型与雕像开始。高考前正式从过师的同窗,或多或少都有过画石膏的学习经历。有人已经在名师指导下画了几百个课时的大卫、阿克利勃、伏尔泰,等等。曾在中央美院补习班学习过的王琼,画石膏模型 “三大面五调子”层次分明,造型准确,空间感强,令同窗叹为观止。

我进校前,在边远小县的公社中学任教,见画家如见天神。自学绘画好比“打野食”,这里刨刨,那里啄啄;压根没见过石膏模型,没画过静物。我给单位画过马克思、欧仁·鲍狄埃的巨幅画像。我制作光荣榜,榜上十几个人物图像,都是自己的炭笔写生。我还在刊物上发表过连环画……可是,面对正规素描教学,特别是遭遇石膏,这些“野路子”算得了什么? 

美术系两个专业基础课程安排各有侧重;国画班主打线描,油画班主攻素描。大二上学期,有一阵两班同学都热衷模仿美国画家尼古拉·费申。国画班梁聿光同学画的费申式素描,水平超出我们班许多。我直言油画班画石膏已画僵,费申的简练、灵动、帅气学不来了!这话让老师不悦。

美术专业教学理应注重个别教学。个别教学核心,是针对不同对象的个性化指导。解决素描基础,如果画石膏不是唯一选择,是不是应该容许另辟蹊径?我对同窗说:“描摹没有气息、没有体温、没有性灵的石膏制品,把追求艺术的激情一点点磨去,实在得不偿失。”

我认为,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课时的作业过程,不是我要画,是要我画,不是画,而是磨!在画室,我学说生产队农民的牢骚话:“公家的活,慢慢地磨,磨是磨,不要睡着……” 老师不客气地批评:“看看你这张作业,学了半学期,还没有画出你考卷的水平。”

四十年后,听到陈丹青激烈抨击:“美院素描教学是一场灾难。是反艺术的!”

咀嚼斯言,百味杂陈。

人体之美

人体绘画停了二十年,专家们找出毛泽东早年的一条指示,大意是画人体对学美术是有必要的,以此为依据积极争取,总算恢复了课程设置。

老师说,你们七七、七八级同学赶上了落实政策的好时候,要抓住机会多画、好好画,没准以后形势再变回去不让画咋办?

老师还说,油画作业难度最大的是人体。

老师多次说,自然界所有的颜色,在女人体上都可以找到,能把女人体色彩变化统一表现好,色彩基本可以过关…… 

我班第一次画人体,模特披着浴巾从屏风后转出,教室一片寂静,只听得患鼻窦炎同学急促的呼吸声。模特登台以后,姑娘裹着浴巾手足无措。任课老师边讲边走过去,比划着怎么摆姿势,随手抽走她身上的浴巾。“哐啷啷!”不知谁的调色油打翻了……

还有一次,换了新模特,姑娘全身肤色白得炫目,栗色头发瀑布般落下。大家议论:“一笼统的白,对比展不开,色彩变化怎么找?”

有人意见与众不同:“猛地看白皮肤自身差异是不大,细心比较,会发现色彩变化并不难找。肤色越白,光源色辉映越敏感,环境色折射越鲜明。你看乳房隐隐透闪的群青,肩部反射的淡淡的柠檬黄,倾向性还是比较明确。再看固有色,越是白皮肤,红颜色越容易找出来,比如嘴唇鲜艳的玫瑰红,比如手指、乳头、足跟沉着的朱红……还有腹部的赭黄倾向。这些节点色彩对比,其实比深色皮肤鲜明。再说,栗色头发要比黑发更容易画出质感和光感是不是?” 

有人漫不经意地回敬言者:“咋不说,你是结了婚的……”

我的作业完成后,老师赞扬:“色彩丰富透明、调子统一,真正的油画!”那时的老师,表扬不打折扣,批评不留情面。探讨艺术,师生间保持无障碍沟通,各抒己见争执不休是常有的事。学生对老师不用笔管条直,当面顶嘴不算冒犯;也不忌讳某些超越专业的敏感话题,没听说有打小报告之类龌龊事。

我说,画女性人体的唯一目标是美,是画出活色生香的感觉。说什么劳动人民的健康体魄,说什么时代之美的曲折反映,等等,都是睁着眼睛瞎扯。

不幸的是,我中意的几幅人体作业都被小偷顺走。事后才知,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人体摄影,有人把写实性很强的油画翻拍成照片私下交易。画室外人进不去,于是小偷惦记上我们宿舍……

谁能想到,我的画作第一次被“拿”去当商品,竟是这个路数。交易在幽暗处,谁人付出,谁人获益,不得而知。

草原重逢

1981年春天,在碌曲县尕海公社(以后改乡)艺术实践时,我给公社武装部长画了一张油画速写。感觉画出了藏家汉子的英武俊朗,颇自得。部长再三要求把画留给他,只好割爱。

2004年仲夏,草原最美的季节,我陪分管副省长李膺去甘南州检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走进碌曲县,参与接待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一把拉紧我,亲热地不知说啥才好。原来,他就是当年的公社武装部长:“你画的我,人人看到都说像,好好地保存着呢。”

县政府把午餐安排在牧民帐房里。大家才坐定,主任转身出去,汽车轰鸣由近及远。不一会,听到一声刹车,主任小心翼翼地捧着画进来。画框蒙着塑料薄膜,画面上罩着玻璃,画布平整颜色如新。

时隔23年,鲜花盛开的草原,老朋友重逢,作者与作品重逢,那份喜庆没得可比。

在尕海,陈东阳也画过一幅美艳动人的藏族姑娘像。他说,藏族姑娘是几十年来自己画得最好的肖像,画出了以前和以后都没达到的水平。陈东阳以后没怎么画,却总说自己一直在心里画着。他曾开公司给银行搞装修,后在省城一家职业学院教书法。退休后开私家车拉着妻子满世界转,他妻子是作品颇丰的风光摄影家,摄影协会会员。两人多次去尕海,拍了不少好作品,拿来展示,每每牵动弟兄们绵长的回忆。

尕海草原,是许许多多画家提升艺术的福地。

画室勤学苦练每前行一步都不容易,点点积累都是为某一天突破做着准备,为什么突破多出现在下乡艺术实践时?——走进百姓生活,接天地灵气,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大自然中观察表现美,不仅收获优秀作品,还陶冶性情拓展胸襟。用兰州话形容我们班的同窗,大多数是“亮豁”(坦诚豁朗)人;狂放不羁者有,大大咧咧者有,毛毛糙糙者有,却没发现有谁个是“琐末子”(精神猥琐、品格低下者)。 

“酒侠”行状

在尕海,我们都画过公社的团委书记贡嘎。他身材紧凑,平常不穿藏袍,总是一身平展展的藏青色海军呢军便服,白衬衣白得耀眼,黑皮靴闪闪发亮。更吸引人的是他卷发隆鼻鹰眼,仪容俊朗举止倜傥。贡嘎家就住在公社对面。那天,公社大门口晒太阳的老阿奶指着泉边背水少妇说,那是贡嘎媳妇,今早刚生养了个尕娃儿。生孩子当天就下地干重活!?不来藏区,无法想象藏族妇女的吃苦耐劳,也无法想象她们的歌舞才艺。

贡嘎当了碌曲县县长后,有次来省城公干,同窗置酒欢迎。酒喝到高处,有人把自己发成“快件”(快速喝醉),对贡嘎县长拍胸脯:“你们碌曲有个尕海,你们尕海有个我的朋友,你想在尕海办啥事吗?只管说,我叫朋友去办……”

别人故意打岔:“请问你朋友贵姓大名?”

酒侠喃喃:“贡嘎……”

一直以来,我们的集结暗号是“豪情美酒自古常相随”。若回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表示被家人严管出不了门,回复“将进酒,杯莫停”,便匆匆赶来。一入席,过程就大于目的,喝其次,拳为重。隆隆拳战,豪情荡漾豪情,狂热发酵狂热。艺不高也胆大,常把自己“挖大”(兰州话喝高)者,即为“酒侠”。“酒侠”粗放率真,虽重然诺,但给酒后他们托付事情,得多说几遍才行。

“酒侠”纵酒的神姿仙态,叫人远近不得:

有位同窗做东请多个画家雅聚,喝到高处,东家评说在座各位的作品。他不会说“还有发展空间,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之类,而是直戳人家短板,言之谆谆,势也汹汹,一人发声举座不欢。

“酒侠”说酒话,能把狼筋扯到狗腿上,叫你哭笑不得。有个弟兄去蒙古草原旅游,我请自治区旅游局领导予以关照。领导给盟里的一位旅游局长打了招呼,局长以民族风格热情接待。毫无悬念,那位仁兄当场成“酒侠”。不久,我们报社有记者要去内蒙采访,我想给那位帮过忙的盟旅游局长带点礼品以示感谢。我问“酒侠”,局长姓名。他咧咧:“给过名片,丢了。”我正想责备两句,他却扯起:“牧区的人么,不是姓牛,就是姓马,或者姓羊……”我无语!

我邀请同窗们去漳县景区采风,三天返程,别人带回的作品足以办个小型展览,有人却两手空空。原来,这位兄弟在宾馆偶遇酒友,天天被弄成“酒侠”,硬是没得出宾馆门。我说:“景区姹紫嫣红你是一眼没䁖着啊。”

答曰:“我起码知道宾馆包厢的墙是白的,知道房间的被褥是白的……”

第一壶酒

大一第二学期刚开学,学校组织音、体、美三个系新生到靖远分校劳动。我们班持续几十年的酒场,从那时拉开。

我有个发小王和平,在靖远城里的春光电子器厂工作。王和平是游泳健将、神枪手、垂钓高手,真正的全能玩家。我带几个弟兄进城找他,他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厨艺,油炸麻雀、干煸“船钉子”(一种小型黄河野鱼)。多日不见荤腥了,从王和平宿舍出来,我随口说,野味配酒,越喝越有,刘宣立即响应。他自甘南大草原考来,有过喝两斤青稞酒不倒的光荣历史。他拎着大号军用水壶去商店,灌了满满一壶劣质红薯干烧酒。物质匮乏年月,那是货架上唯一酒品。

一行回到宿舍,才坐定,没进城的几个小男生已经围上来接过酒壶,你一口、我一口就着壶嘴子喝起来。他们不曾领教过烧酒“水的形态,火的性格”之厉害,不大一会儿,就把自己发成“快件”。有人扶桌蹬椅傻笑,有人在高低床上欢腾跳跃。引来音乐系、体育系男女同学围观,指指点点像看花果山的醉猴。

多少年来,大家事事走向成熟,却总有酒事夹生,时不时地整点动静出来。远的不说,就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宅不出户,本是闭门作画的机会。有同窗却钟情于 “硬早餐”,早起就喝,每每七八两下肚,整个一上午,视线都不带转弯的,估计啥也画不成啦……

酒场上,我若责备谁个纵酒,总遭反驳:“耶!说什么说?咱班弟兄轰轰烈烈一路喝来,头壶酒难道不是大哥你撬开的?” 于是,我被灌了个满杯。

杀 猪

那时节,分校伙食很差,除了窖藏了一个冬天的土豆萝卜,再没什么可吃的,清汤寡水顿顿重复,前来劳动的三个系同学怨言四起。春播开始,分校主任对大家讲:“实在抱歉,还没让你们这一拨同学吃上肉,等几天看吧。”

他接着解释:“饲养场倒是有猪,可是宰猪的人不在,没办法呀!”听这话,下面吹口哨,冒怪声,一片嘈杂。主任尴尬地立在那儿。

我可劲喊了一嗓子:“有会宰猪的!”喧闹立刻平息。

主任一惊,走过来问:“当真,是你?”

我说:“我只管宰杀,烫毛翻肠不干!”

他笑了:“好啊,好啊!烫毛翻肠子有炊事员呢。”

说实在, 我从来没宰过猪。插队几年,我住在生产队的饲养场。每年春节前,队里要宰年猪,我都凑跟前看热闹,有时还给他们搭个下手,知道些个中路数。第一次操刀,我倒是不慌不忙,过程紧凑利落,在外人看起来够专业。来自大城市的应届考生,现场看宰猪可是新鲜事儿,多的人第一回见识了圈里的活猪,怎么变成案上的大肉。

进校不到一年,外系同学都不知道我的名字,背后称“美术系杀猪的家伙”。众人吃肉,操刀者被称为“家伙”,想来挺有意思。

多年后,在全省卫生工作会议上,我和已任厅局长的分校主任邻座,两人悄悄说起分校杀猪那档子旧事,忍不住笑出声来,引动前后左右的惊诧目光。

有勇有怯

要离开分校了,三个系的师生背着行李卷集结靖远火车西站,等候从平川煤矿加挂的临时客车。靖远西站简陋得不成样子,没有候车室,站台不过是被栏杆和铁丝网围起的半截水泥地。加挂临客难得正点,大家等得无聊。懒洋洋的太阳下,有人抬头低头画速写,有人眯起眼睛弹吉他,有人围着行李卷打扑克……

突然,匆匆跑过来一个身穿土黄色人字呢旧军服的中年汉子,手挥一只驳壳枪指向车站南面的断崖,急切地大喊:“同学们!我是公安局的。有两个杀人犯跑进那个洞子,快来人跟我去抓啊!”几个男生跟他往山洞跑去,我冲在最前面。

赶到洞口时, 公安身后只剩我一个。我问他:“把枪让我拿上成不成?”他横我一眼:“不成!”

那是个为采沙掏成的山洞, 直径约六七米,地面洞壁还平整,越往里越幽暗。公安拽我一把低声说:“咱俩分开,从两侧贴边往里摸。”洞中黑乎乎的很恐怖,摸索行进,我心狂跳。公安右手端枪,左手擦亮打火机,大吼:“出来!不出就开枪!”嗡嗡回音声里,从深处猛跑来一人,幸亏我紧贴洞壁才没被撞上。我下意识地来个“扫荡腿”,把那人绊倒扑地,然后急转身就势骑他身上,双手按肩,膝盖死死顶压脊背。他没有做任何反抗,浑身一个劲地颤抖,拉着哭腔喊道:“叔叔,我没杀人啊!”我不由自主地颤抖,听得见自己牙齿磕磕发响。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坚持了多长时间,也许只是一小会儿。听得几下扑腾声,公安反拧着一个高个儿小伙,枪口顶小伙脖颈走过来。这时,眼睛已适应洞里光线。他抡起枪柄砸着小伙喝道:“蹲下,解鞋带!”我按下的这个,也起身又躬下,边解鞋带边哭泣:“叔叔,我没杀人。”听声音那么稚嫩,我才不太害怕了。两人靸着鞋挪到洞口,公安先抽掉他那个的裤腰带,用鞋带把两个大拇指紧紧捆起,捆得直叫唤。然后,又过来如法整治我拧的这个。

嫌犯用指头勾着裤腰,出了山洞。阳光下才看清楚,原来是两个小年轻。我拧的这个像中学生,已被眼泪和沙土蹭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火车来了。我被同窗们拥簇起,跑向车门,几乎被大家抬上车。车开了,大伙兴奋异常吵吵闹闹,国画班的殷强把我的花格呢贝雷帽摘下,和王琼抛来抛去满车厢跑,几个小同学跟起在过道里来回撒欢,下车时,帽子已经找不到了。

火车哐哐当当地行进,我心绪烦乱,阵阵恐惧袭心头,膝盖狂抖;一个劲地往回想,杀人犯会不会记住我?我会不会因此遭到他们同伙的报复?坐在对面的女生高人模关切地问:“你咋了,脸色难看得很呀!” 

回到学校,我心思往这动了好长时间,曾向靖远城的熟人打问情况,听说是几个小混混去城郊抢一户农家的信鸽,争夺中用短刀捅了人,后事再没问清楚。

2006年秋天,张斌、张乐勤、纪明一行来到北京看俄罗斯画展,哥几个又提起靖远西站洞中抓人的事:“那年月,政府没有见义勇为奖,要搁现在,你肯定得奖。”

听有所获

刚进校,政治课是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高个儿黑脸膛陕西口音的老师认得我,知道我上中专时,已经学过“十次路线斗争”,所以上课总提问我。因此,我不敢逃课,怕他再问时,发现我不在课堂。很有意思的是,他刚讲过第八次斗争——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没几天,又来课堂通报:“党中央做出英明决定,为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欣然表情发自内心,很阳光,很大众。

第二任英语老师和我们年龄相仿,都说她是师大最美丽的老师。她一来上课,先前一直逃课的几位男生都来了,早早挤在第一排,还踊跃发问。提一些个只有从来不上课的人才能提出的问题,老师耐心地从A、B、C讲起……

随着思想解放帷幕徐徐拉开,接连进行各类讲座,新潮学说与传统文化互动,感性传达与理性批判交融,犹如引来一河开冰的活水,浇灌得繁花摇曳异彩纷呈。生动气象陆续展现校园。

记得进校不久,余杰教授出访西欧回来在大礼堂做报告。他避开意识形态敏感区域,用小故事串连,轻轻“掀起你的盖头来”,形象地描述了欧洲的发达状况(我们此前一无所知,只听说水深火热什么的),展示了我国冰川冻土科学家学术活动的风采。余教授使我们大开眼界,他以小见大地进入角度,冰糖葫芦式的结构安排,影响了我以后的讲课。

最近,听了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教授的讲座《音乐何须懂》。我想起当年著名歌唱家来音乐系做学术报告,报告结束,我问比肩而坐的同窗有什么收益。他说:“好嗓子是天生的。看人家,一面讲保护嗓子,一面又点起一支烟……”

看来,他没听懂,我也多有不懂。不懂,不会使听讲降温。

高尔泰在兰大哲学系开美学课。整整一学期,我和陈东阳一节不拉地听完了。从师大到兰大往返一趟七八十里,每次在西关十字始发站挤3路车,使出全力就像投身搏斗。

日本学者藤枝晃来校讲学,我捏了两个馒头早早去占了第一排中间位置。他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那句名言时,我就坐在对面……

讲座是最好的导读,读书是最重要的写作准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阳关》杂志分五期连载了我谈敦煌艺术美学的长文。二十八年后,北京和甘肃几家专业学术刊物和报纸又转载了这篇《关于敦煌艺术的美学思考》。因此,我应邀从北京飞兰州参加敦煌画派研讨会,接受电视专访。

失落进行时

刚分配到酒泉,我在行署文化教育处人事科打杂,想调到群艺馆,干些靠近绘画的事儿。我请时任师范党委书记的父亲给文教局领导说说,他断然拒绝,还批评我想“走后门”。可是为自己学生的分配,他总不遗余力。我抱怨父亲,悄悄嘟哝几句。

父亲思考良久后问我:“你敢不敢辞掉公职?如敢,我们这就约定,我养活你五年。五年里,你去名山大川写生,去都市大邑寻师。只要潜心作画,五年后你肯定能养活自己。如果再过一个五年,精神收获且不论,物质生活裕如更不成问题。那么,再过两个、三个五年是什么情况,恐怕你现在想象不来。” 

多年之后,我才理解父亲的大智大爱大格局。

2000年,省委组织部老部长流萤来定西,对我一席话,说得语重心长:“你当过县委书记,就算把官做了,仕途能走多远,现在应该能看清楚,找合适机会退身画画吧。”

“该想想怎么回头来画油画了,你才四十几岁,有那么好的专业基础,又有这些年丰富的生活体验,把画笔拿起来,一定比在行政上干下去更有作为!” 

先生所言,有世事洞明的深刻,有官情练达的睿智,听来心绪怦然。我终归没能脱下行政舞台的“红舞鞋”,原因众多,自身局限是关键。

潜心画事,需要“不旁骛、不他顾”精神状态,我没有,多数同窗也没有。几十年来,大家在不同行业各有建树,多的与画事无关。有艺术修养审美情趣打底,精神生活也说得上丰厚。没能与色彩共舞,毕竟是一种失落。原因复杂的失落,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错位的纽扣”  

师范院校美术系培养目标,定位于中学美术教师。实际上,我们七八级油画、国画两班四十名学员,把中学老师当到底的只有一位。

在大家心目中,从事职业和所学专业的距离,决定了幸福指数。距离越近,越有存在感、幸福指数越高。毕业就去了出版单位任美编的几位,被看成 “幸福得像花儿一样”。能在条件好的单位当美工,也算得上 “幸福的小草”吧,毕竟还能和绘画沾些边。

我曾经像“幸福的小草”。1983年,我到黄河上游的盐锅峡水电厂宣传部工作,正好赶上厂里准备“争创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验收。为迎接验收,全厂上上下下忙活了小半年。我的主要任务是画画,给厂大门、办公大楼、招待所等处画的几幅大型油画,好比为典礼准备的盆花。领导乐见,外行喜欢,皆大欢喜。应景之作,本来就说不上艺术,自然如过眼烟云,了无痕迹。我给厂里工友画了一批油画速写像,收藏在一些人家,倒是留下一点审美纪念。

那段时期,要什么条件厂里给什么条件,作画时间充分保证,昂贵的绘画材料照单供给。验收结束,厂里扛回“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牌子,我被指派去给青工教法律常识,从此合下画箱拿起教案粉笔。

前年夏天,我和几位朋友上临夏,路经盐锅峡电厂,门卫恰好是我当年的学生。他说收藏有我的油画,我心头一热。看了藏画,却是些深圳大芬村的制品。 

职业完全脱离绘画,好有一比—— “错位的纽扣”。错过了艰辛负重,却更有可能实现自身价值的艺术人生。

越说越远

除了增开教育学、心理学,我们的专业课程设置与艺术院校没什么差别,按统一的美术教育大纲组织实施教学。说起“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援华专家马格西莫夫是绕不过去的人物。马格西莫夫教授在中央美院培养了一批油画人才,参与了中国第一部美术教育大纲的制定。有当事人回忆,马格西莫夫主持制定大纲时,涉及框架、细节,从不逾越苏式教学藩篱一步,相当程度上照搬甚至死抠苏联契斯恰科夫教学体系的条条框框。有意思的是,他自己教学与创作却不完全照搬那些条条框框,有时还真能放开。

“大纲”制定者(不仅仅是马格西莫夫)以“高仿”向上司负责。仿制品支配、影响了我们的美术教育几十年。

有专家指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 “一面倒”的大政方针下,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以苏联模式为蓝本。中国的高等教育大纲,很大程度上临摹了苏联的大纲。而苏联的大纲,又疑似德国工科教育大纲的山寨版。为什么是工科?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苏联排斥德国的人文科学教育,却把德国工科教育理念套用于自己的人文学科。此举,对艺术教育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苏联的契斯恰科夫教学体系是了不起,但定为一尊奉若圭臬,则难免屏蔽争鸣,窒息学术空气。贯彻马格西莫夫版美术教育大纲,几代人从中有受益、也有深刻局限。上学时,我们的老师之间有些争议,如画素描要表现的是“三大面五调子”,还是“明暗两个系统”,以及创作能不能借助照片,等等。看似激烈,其实没有多少学术意义,局限由此可见。遵循大纲,教学贯彻一套严格操作程序,突出技法训练,排斥差异和多样性。描摹客观对象是不二法门,栩栩如生成为最高要求。重视共性,忽视个性,用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结果,就像农民说的“长高掐低,长稠拔稀”,人才难出,遑论大师。

在法国卢浮宫,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美术馆,我流连于灿若舒锦的世界名作前,感慨时乎时乎,不再来!

如今社会,对艺术探索的个性和多样化宽容得多,后来者的眼界也开阔得多。这些有利条件,为提升艺术教育,成就艺术创作提供了可能。

但可能不一定成为现实。如今大批大批书画家逢迎市场,致力消费文化,使自己成为精神快餐链上的生产者,同时也是觅食者。“操作”、包装、市价决定……导致艺术异化。艺术的异化说到底,是行为主体的异化。

憾事揪心

琐忆画事,我最是愧对辛安亭先生。

兰州刚解放,辛先生担任兰州大学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我父亲在他领导下工作。辛先生调任甘肃省人民政府第一任文化教育厅厅长,又把我父亲从兰大带到省厅。辛先生是我父亲尊重的领导和师长,对我也一直关怀有加。我刚上大学时,他还在兰大任上。他退居“二线”以后,有了自主时间,我向老人提出为他画幅肖像,他不假思索欣然应许。辛先生认识一些大画家,高尔泰先生就为他画过头像。他所以让我再画,并不是看准我这个大四学生的画艺,主要是为了鼓励。我既感激又有些不好意思:“油画费时间,而且摊子铺得大,会给你添许多麻烦。”辛先生笑了笑,未说什么。

我观察到,读书小憩时的神态最能反映辛先生的气质特征。于是,我请他坐在沙发上,左臂伸展手握书卷,右手轻拈眼镜,面部侧对光源,目光迎向我的视角。这个姿势看起来静适,持久了却很费力,老人就这样坚持了数日。在我作画的那些日子,他家的书房,被我的画架、画箱、颜料挤得又满又乱,沾着油污的擦笔纸一会就堆积一地。对此我很难为情,辛先生时不时地示意夫人为我换杯热茶……

我选择了偏暖的黑褐和银灰作为基调色,采用稀油薄涂的技法,力求在柔和、平缓的色彩过渡中追求整体协调。衣着、书架、沙发等背景都松松地将颜色铺开,把刻画的重点放在老人清癯的脸和修长的双手,着力表现他优雅睿智的气质和安详仁厚的个性。可以说,这是我在校4年里画得最成功的一幅肖像,不但为辛老先生和家人所喜爱,也得到了几位名家的点赞。画完之后,外框还没来得及做,辛先生即把它挂在书房的墙上。他将看过画的人(多是学者)对作品的意见及评价记下,给我一一转述,希望有所帮助。

分配前夕,学校举办美术系毕业创作作品展览。系里指名要我把《辛安亭先生肖像》送展。展览还在继续,我已被催着去酒泉行署文教处报到。后来,我曾多次去系里,想的是找回辛先生的肖像画,竟无人知其下落。

深怀歉疚,我在长文《仰之弥高的背影》中,写进这幅画的故事。文章编入兰州大学出版发行的纪念辛安亭先生百年诞辰文集《钟情启蒙执着开拓》里,后来又在多家报刊转载。

说什么呢?万言万当,不如一图!

“告别演出”

毕业前夕,高尔泰先生介绍我去兰州友谊饭店,画一幅巨型风景油画《麦积山》。分配白热化时,我正在埋头作画。陈东阳来宾馆问我:“你拿得好稳当哦,就一点也不着急?!”

我心想,自己所有毕业考试科目(不含考察)全是优秀,又是校方和团省委表彰过的优秀学生干部,应该不会有问题。第一次公布方案,系办公室主任高调宣布:“陈新民的去向是兰州大学美育室。”派遣时,我却被派遣到酒泉。系里解释,省上有个分配原则,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员都得回本地工作。待明白真实情况,得知有好几位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员分配到兰州工作,已是时过境迁。来自临夏的杨树峰拒绝派遣,我却选择了顺从。

这时,省政府请高尔泰先生给兰州饭店画一批风景油画,高先生提出要刚到酒泉的我当助手。省政府刘树荫副秘书长打电话给酒泉地委书记麻韬,协调借调事宜。麻书记把我叫到办公楼门阶梯前,他站在高处,教导台阶下的我:“要端正态度安心行政工作,要全心全意服务酒泉人民。”

后事被麻书记言中,我果然长期干行政,只是不在酒泉。

友谊饭店经办画事的那位头儿,后来调省委组织部干部招待所任职。他见我也调来组织部,多次向部领导反映,要我给招待所画些画。一去三个月,我没出招待所门,画了四幅十几平米的大油画。包括三幅风景、一幅以人物为主。大画是完成任务,我真正倾心画的,是十幅一平米见方的静物写生。于此,我下功夫最多,效果也最好。出进餐厅者观之多有好评,欲重金购买的也不乏其人。

1990年初秋,辽宁省委组织部长来甘肃出差,在我的十幅作品前徘徊许久,对陪同的省人大副主任流萤说:“这些油画很专业,有较高艺术水平,建议你收藏此人作品。”

流主任的秘书很快给我反馈了这一信息。但是,张掖地委任命我高台担任县委副书记的通知已下发,即使想画也没时间了。我心想,如果部办公室从那十幅静物写生中选一幅给流萤主任,应该可以吧。倘若有权拿事的人(据说是流调来)不愿给也不奇怪, “人情薄如纸,官情比纸薄”嘛,毕竟,流萤是前任部长。  

不知何年何月,挂油画的楼堂早已拆除重建,我的作品不知流落谁家。为甘肃省委组织部干部招待所作那批画,竟成了我的 “告别演出”。

从此,韶光逐波,丹青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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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民 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曾在机关,媒体供职。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美文》《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过散文、报告文学、诗歌、评论。

来源: 美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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