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奎:文化，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引言

“文化”这个词，作为词汇，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词，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在讲都在用。但是，如果我们想给“文化”下个定义，事情就变得复杂多了。据有人研究，关于“文化”的定义，据说有近三百或比三百还多的说法。可见，“文化”一词，看似平常，实则内涵丰富。当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曾经给我们系和外语系的研究生开过《中国文化史》的专题讲座，共十讲，从《周易》起讲，内容涉及两汉经学、魏晋风度、唐代的古文运动、宋明理学以及在古代有广泛影响的谶纬之学等。其中，赵先生关于文化的定义，简洁好记，他给文化的定义，就一句话：文化是生活方式的积累。从那时开始，我记住了这句话，也用这句话来理解文化，发现许多时候，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涉及价值判断发生分歧的成因，都可以用不同的生活方式亦即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来解释，这样，会让我们对许多事情的理解会更容易一些。这也是以下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的一个支撑点。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环境影响人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会逐渐沉淀成为不同的文化。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纵横九万里的辽阔疆域，为我们讨论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的文化以秦岭为界有南北之別。而以秦岭为界的南和北之间，事实上还存在南与更南、北与更北的差异，也即是说，秦岭以南，事实上存在着秦岭和五岭之间南与更南的区别，而在秦岭以北的北方，又以长城为界，分成秦岭之北和长城之北的的更北。而这以秦岭为界的南与更南和秦岭为界的北与更北，就其差异而言，较之秦岭南北的差异，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知道，秦岭南北之间的差别，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是农耕文化之间南北之间的差异，而这五岭南北的差异，实际上存在着农耕和海洋文明的区别，长城南北之间的差别，存在着农耕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差别。

历史发展的过程告诉我们，生活方式亦即文化的形成需要时间，是一个过程，而它一旦形成，其影响也将会是长久的，深远的。

一

秦汉之际的匈奴人，是北方草原的强者，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缩影。

《汉书.匈奴传》中记录了一段汉初汉与匈奴交往的往事，其文如下：

孝惠、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璧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我们把这条资料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这样的：

在汉孝惠帝、吕太后时，匈奴单于冒顿渐渐骄横起来，竟然写了书信，派使者送给吕后，说：“我是孤独无依的君主，生在潮湿的沼泽地，长在平旷的放牛放马的地方，我多次到边境上来，希望能到中原游玩一番。陛下您独立为君，也是孤独无依，单独居住。我们两个做君主的很不快乐，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希望我们俩能以各自所有的，交换到各自所没有的。”吕太后看信后十分愤怒，把丞相陈平、樊哙、季布召来，商议杀掉匈奴的使者，发兵攻打匈奴。樊啥说：“臣我愿意率领十万大军，到匈奴境内去横行冲击。”吕后询问季布，季布说：“可以杀了樊哙！以前陈豨在代地反叛，汉兵有三十二万，樊哙是上将军，当时匈奴把高帝围困在平城，樊哙不能冲破围困。天下百姓唱道：‘平城之下也太艰苦了！七天没能吃到食物，士兵们连弓都拉不开。’现在人们吟唱的声音还在耳畔，没有断绝，受创伤的人刚能站立起来，而樊哙却要让天下震动，胡说什么要带十万大兵到匈奴去横行，这是当面欺诳君主。况且这些少数民族就好比禽兽一样，听到了他们的好话不值得高兴，听到恶语也不值得生气。”吕太后说：“说得好！”于是便命令大谒者张泽写信回报，说：“单于没有忘掉我们这破败的国家，以书信赏赐我们，我们很害怕。退朝后自己思虑，我年老气衰，头发、牙齿脱落，走路也走不稳，单于别误听别人说的，也不值得单于降低污辱了自己。敝国没有什么罪过，应该被宽恕。我有两辆御车，驾车的马八匹，奉送给您平常坐。”

冒顿得到回信，又派使者来表示歉意说：“我们没有听说过中原的礼节，陛下幸好宽恕了我们。”匈奴献上马匹，于是汉匈和亲了。

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常百姓的生活当中，这当然只是一件小事，因为即便是事最终不谐，也可当是双方之间的戏谑、调侃而一笑了之，但如果发生在两个并不普通的人身上，或者上升到政治高度，即便是小事情，事情当然会复杂得多，自然就会变得大起来。很显然，这件事的当事双方都不是普通人，事情自然也就变得不平常起来，当然自然也就是大事，因为当事双方特殊的身份，决定了这件事自然是一件大事。而这条记录，作为汉初汉、匈之间亦即农耕和游牧两大部族相互交往和双方实力强弱对比的实证被经常使用。从表面上看，它只是记录了一次一封信函几乎引发汉、匈之间的外交冲突，而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因为匈奴冒顿单于的不知深浅的无厘头的文字。好在因为高后的谋士季布的审时度势，及时地化解了一场有可能引发冲突的尴尬。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条资料，我们会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从信函的内容看，冒顿的这一封本该是正规的国书的信函，但显然没有国书该有的庄重，所涉及的内容，显然也有违农耕社会先有的礼仪。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匈奴人的生活方式来考察，却也不算失礼。

我们知道，历史文献当中尤其是春秋战国以来在文献中出现的戎、狄、胡等许多称谓，一般而言都是指分布于中原诸侯国周边尤其是西北方的游牧部落。不论是戎、狄、胡，由于其生活方式都是以游牧为主，因而在习俗上就有了许多的共同之处。秦汉之际，匈奴人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当中的强者，也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那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史书当中有明确的记载：

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后代，叫淳维。在唐尧虞舜之前有山戎、殓允、薰粥等分支，居住在中国北部边陲，随水草畜牧而转移。牧养的牲畜大多是马、牛、羊，奇异的牲畜有骆驼、驴、骡、駚骚、驹騌、驿奚。他们逐水草而迁徙，没有经常居住的城郭和农业，然而也有各自单独分别的牧地。没有文字书籍，衹凭言语进行约束管理。男子小的时候都能骑羊，拉弓射乌鼠学习射箭，稍稍长大后就射狐狸和兔子，多以肉为食。壮年男子力气大，能弯弓射箭，都当铁甲骑兵。匈奴的生活风俗，平时没有战事时，就一边放牧，一边猎获飞禽走兽，以此为谋生之道；遇有紧急战事，人们就练习战阵攻杀，侵夺他人，这是匈奴人的天性。他们的长兵器是弓箭，短兵器是刀矛。战斗时，顺利就进攻，不利就后退，不以逃跑为羞耻。如果有利可图，便会不顾礼义。匈奴人从君王以下都吃畜肉，穿牲畜的皮革，披穿毡裘。壮健的年轻人吃肥美的食物，老年人吃剩下的。以健壮的人为贵，而轻视老弱的人。父亲死了，儿子便娶后母为妻；兄弟死了，活着的便娶了他们的妻子来做妻子。姓名方面的习俗是有名字，不避讳，没有表字。

有关匈奴人的出身及生活方式的这些文字，《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的记载是相同的，由此我们知道，在汉代史家的眼中的匈奴人的生活方式，确如上述文字一样，是可信的，而这段关于匈奴人风俗习惯的描述，不仅只是汉代而且是汉代及其以后史家们面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时较为一致的普遍看法。

知道了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再来看冒顿单于给高后的书信，除了写信者当时固有的傲慢之外，我们也会看到在不同文化熏陶之下的人在看待同一件事时的不同看法，因为在匈奴人的认知系统里，并不存在中原汉人关于婚姻的各种礼仪的约束，在他们眼里，兄终弟及以及父死妻其后母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视之为正常。而这一点，我们从冒顿单于此后写给吕后的致歉信中也能看出来，他说他之前所以写那样的信，说那样的话，是因为不了解汉人的礼仪，并不是有意的冒犯。当然，冒顿的话，很多时候被认为是自己狡辨，是一种狡黠，是明知故犯。但不论它是狡辩还是真心实意地道歉，这也从反面证明，我们说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对事物的理解会有差异，而且差异往往会很大。

当然，游牧与农耕文化之间婚姻观念存在差异这样的例子，我们在汉朝的史书里也可以找到其他的例证。据《资治通鉴.汉纪》的记载，汉通西域之后，乌孙使臣看到汉朝地域广大，回国后向其国王报告，乌孙于是更加重视与汉朝的关系。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建立联系，感到恼怒，准备出兵攻打乌孙；而其旁边的大宛、月氏等国也都服从汉朝。乌孙国王害怕匈奴对其发动攻击，派使臣向汉朝表示愿意娶汉朝公主为妻，与汉结为兄弟。汉武帝与群臣商议，决定同意乌孙王的请求。于是，乌孙王以一千匹马作为聘礼，派人去迎接汉朝公主。汉武帝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王，并赠以十分丰盛的陪嫁；乌孙王昆莫封汉公主为右夫人。匈奴也嫁给乌孙王一女，被封为左夫人。汉朝公主自建宫室居住，一年四季于乌孙王见面一两次，在一起饮酒吃饭。由于乌孙王年老，语言又不通，所以公主悲伤忧愁，思念家乡。汉武帝听说后很可怜她，每隔一年派使臣给她送去锦帐、绸缎等物。乌孙王对汉公主说：“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想让公主嫁给他的孙子岑娶军须靡。汉公主不肯依从，并上书汉武帝报告此事。汉武帝回复她说：“你应当遵从乌孙国的风俗，因为我国希望与乌孙共灭匈奴。”军须靡终于娶了汉公主。昆莫去世后，其孙军须靡即位，号为昆弥王。

乌孙是游牧民族，原居敦煌、祁连山一带，因为受到匈奴的侵夺，迁徙到了西域，但却依然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细君公主诗）。也因此，当昆莫年老时，主动提出要让细君公主嫁给他的孙子，因此，在他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是符合他们的生活观念的很自然的事情。在这件事情当中，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汉武帝对这件事的态度，他要细君公主入乡随俗的话，表明了和亲既是一种政治需要，也是一种相互了解文化差异的渠道，汉武帝的表态，事实上也是对乌孙文化的认同。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抛开冒顿单于的信所含的政治或者外交意味和几乎引发一场战争的外交风波和当时汉、匈对立的因素之外，单看单于和高后的书信内容，就以现代人写书信的角度讲，双方信函的用语既有含蓄又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字里行间的表情达意都是十分合宜的，礼仪往还的分寸的把握显然也是得体的。另外，从书信或阅读的角度来看，整段文字简洁流畅，实际上就是一篇结构紧凑的短小说，充满了迭宕起伏的情节。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汉代的史家所以不惜笔墨保留了这段文字，显然不是要告诉我们冒顿单于看上去似乎充满着戏谑和政治意味的信函，也不是要告诉我们吕后在充分掂量了双方实力之后不得已放低身段委曲求全的婉转拒绝，以及各得其所的完满结局，当然更不是面对两国交往这样的重大政治问题时，也还可以以类似情书往还的选择。现在看，这段看上去充满了趣味和情节的文字，告诉我们的应该比字面上的意思多得多。在这里，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是过去我们经常使用这条记录时，只注意了文字的政治倾向和礼仪分寸，而忽略了交往双方因生活方式的不同亦即文化不同而造成的对同一件事情可能有不同理解的大背景，而这个背景，又是我们准确把握双方关系时不能忽略的。它告诉我们，汉初汉匈之间的冲突，除了实力强弱的因素之外，两者之间生活方式的冲突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二

汉初和亲的选择，事实上是在汉匈之间力量强弱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不得不的权宜选择，而尽管是不得不的选择，但对促进相互之间的更多的了解和消弥二者之间因生活方式不同而带来的对事物的理解偏差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们看一个史书记载当中的例子：

汉使或言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亲岂不自夺温厚肥美赍送饮食行者乎？”汉使曰：“然。”说曰：“匈奴明以攻战为事，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以自卫，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庐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父兄死，则妻其妻，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阳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到易姓，皆从此类也。且礼义之弊，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喋喋占占，冠固何当！”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善而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

这段对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汉朝使者有的说匈奴的风俗不好，轻视老年人。中行说就诘问汉朝使者说：“你们汉朝的风俗，对那些要去守卫边防，从军作战正要出发的人，他们的父母亲难道有不自己让出暖衣美食来供给那些就要出发的人的吗？”汉朝使者说：“是这样。”中行说说：“匈奴人以攻击作战为正事，这是很明确的，老弱的人不能参加战斗，所以他们才把肥美的好食物给壮健的人吃，以便保卫自己，这样父子才能都安全无恙，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年人呢？”汉朝使者说：“匈奴父亲与儿子住在一个帐篷里，父亲死了，儿子便娶后母为妻子；兄弟死了，活着的兄弟都娶死者的妻了做自己的妻子。而且没有帽子腰带的讲究和朝廷的礼仪。”中行说说：“匈奴人的风俗是吃牲畜的肉喝它的奶汁穿它的皮革；牲畜吃草喝水，随着季节转移地点。所以在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就练习骑马射箭，平时无事人们就安居乐业。匈奴人的约束简单，容易施行；君臣间的关系也很简单直率，所以能够长久维持。整个国家的政务就好像一个人的事务一样。父亲兄长死了，儿子、弟弟就娶他们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是怕本族本姓没了后代。所以匈奴人虽然婚姻生活混乱，却一定要立本族的人传代。现在中原人虽然假装不娶自己父兄的妻子，亲属却逐渐疏远，以至于互相杀戮，以至于改姓改族，都是由这一类的事情引起的。况且由于礼仪的弊病很多，使得人们上下辈之间互相怨恨；而出于礼仪大肆营造宫殿，人民的活力都要用尽了。至于汉人努力耕田种桑以求衣食，修筑城郭以自我防卫，造就导致了在紧急情况下人民不会战斗，租平时就疲于生产。唉！你们这些住在土石房子裹的人，就不要多说了，就不要显示你们的好衣服了，光是戴着高帽子显得高贵又有什么益处？”从此以后，汉朝使者有想要与之辩论的，中行说总是说：“汉朝使者不要多说了，只要记着汉朝送给匈奴的绸绢丝棉，精米酒曲，使它们数量充足，并且保证质量好就行啦，何必说三道四？况且汉朝送来的东西十分好就算了，如果不是很好而是粗滥，那么就等到秋熟季节，我们派骑兵去践踏你们的庄稼好啦。”

上述这条资料信息量很大，这些看上去很随意的唠家常，其实是把沉淀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生活化的观念都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把生活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的不同观念的差异通过对生活的细节的描述表达了出来。它告诉我们，除了我们前面看到的冒顿单于给高后的信函中反映出来的关于婚姻认识的不同之外，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对其他事物的看法，事实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使者的连问和中行说对使者问题的回答，反映出的是同样的事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理解，反映出在农耕文化背景下看似野蛮的东西，在游牧者的眼中是适应生活的必然选择，这些不同的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文化背景才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比如对待老的态度，对婚姻的理解，对礼仪、继承的看法，饮食和族群性格的养成，服饰的选择，等等。这段对话，可以说，是对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差异的全要素讨论，中行说的回答，既有对使者问题的回应，更多的却是对事实的陈述和对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活方式优劣的分析，事实上也印证了我们在前文中所引用的有关匈奴人生活习惯的介绍，也反映出他们与农耕族之间在对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诸方面的不同。尤其是中行说在与使者对话结束前的那段言语，反映出了逐水草、善骑射的生活方式造就了草原游牧者惯于剽掠的强悍能力和性格，而这些差异又不是某个人的，而是整个族群的习惯或生活习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差异，既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养成，自然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如果有什么变化，也一定会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三

由上述发生在汉初高后到文帝时的一些历史事件，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些看似偶然或按某种固有的思维方式无法理解的东西，事实上有其自身的原因。而草原民族所以形成不同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或生活习俗，则完全是其为适应所处环境的一种必然选择。《资治通鉴》卷十四汉纪六的有关记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些情况：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牧。其遗汉书牍及印封，皆令长大，倨傲其辞，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上面的这段文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初，匈奴人喜好汉朝的缯帛丝绵和食品。中行说劝单于说：“匈奴的人口，还不如汉朝一个郡的人口多，然而却是汉的强敌，原因就在于匈奴的衣食与汉不同，不需要仰仗于汉朝。现在，假若单于改变习俗，喜爱汉朝的东西，汉朝只要拿出不到十分之二的东西，那么匈奴人就要都被汉朝收买过去了。最好的办法是：把所得的汉朝的丝绸衣裳，令人穿在身上冲过草丛荆棘，衣服裤子都撕裂破烂，以证明它们不如用兽毛制成的旃裘完美实用；把所得的汉朝的食物，都扔掉，以显示它不如乳酪便利和味美可口。”于是，中行说教单于的左右侍从学习文字，用以统计匈奴的人口和牲畜数量。凡是匈奴送给汉朝的书信木札以及印封，其规格都增长加宽，并使用傲慢不逊的言辞，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由此我们知道，游牧民族之所以选择了与农耕民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适应环境的一种必然选择，它告诉我们，游牧民族所以选择游牧，是因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为其提供了游牧的环境，而漠北不宜耕稼的现实也迫使游牧者不得不逐水草而居。而选择与农耕民族不同的服饰而茹毛饮血，也是他们适应环境就地取材的智慧。而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的沉淀形成了一种习俗，而这种习俗的相互传承又是通过长期的生活的耳濡目染完成的。这个过程，诚如《管子》四民分业中所说，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而这种不教而成式的潜移默化，见诸于文献当中的历史记载，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切实的佐证。《旧唐书.突厥传》记载：

（突厥）毗伽可汗以开元四年即位，本蕃号为小杀。性仁友，自以得国是阙特勒之功，固让之。阙特勒不受，遂以为左贤王，专掌兵马。是时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骑施苏禄自立为可汗，突厥部落颇多携贰，乃召默啜时衙官暾欲谷为谋主。初，默啜下衙官尽为阙特勒所杀，暾欲谷以女为小杀可敦，遂免死。废归部落，乃复用，年已七十余，蕃人甚敬伏之。

小杀既得降户，谋欲南入为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丰，未有间隙，不可动也。我众新集，犹尚疲羸，须且息养三数年，始可观变而举。”小杀又欲修筑城壁，造立寺观。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户寡少，不敌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随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又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改变旧俗，一朝失利，必将为唐所并。且寺观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争强之道，不可置也。”小杀等深然其策。

这条资料里，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关于突厥谋士暾欲谷劝说突厥毗伽可汗放弃修筑城壁和建立寺观的理由，和前文说到的汉朝时期中行说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游牧民族之所以能在和农耕民族的相互抗衡的过程中能有一定的优势，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同于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突厥或者其他游牧者之所以选择游牧的生活方式，首先是因为地广人稀，亦即广阔的草原为其游牧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其次，不造庐舍是为其逐水草而居提供方便，也为其节约生活成本所必须；第三，游牧、骑射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快速流动的优势，平时便于逐水草而居，是其生活所需，战时可以变成快速移动的优势，这是他们不同于农耕族的生活方式带给他们的优势，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和中原农耕民族能够长期抗衡的优势所在，如果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也就是失去竞争的能力，也等于是自剪羽翼。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活方式的选择，事实上也是生存方式的选择，而这种选择，除了环境的因素之外，文化传统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这条资料当中所胨述的事实中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它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那些游弋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者，他们的族名可以有不同的称谓，但不变的是一脉相承的生活方式，不变的生活方式，也意味着一脉相承的不变的文化。

四

从汉高祖到汉景帝时的近七十年间，汉匈之间的和亲，对汉朝而言，有不得不的苦衷，但通过和亲，使得汉匈之间的了解愈益深入，这对消弭相互之间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解是有益的，也因此，对增进相互尊重创造了条件。而就汉初的和亲政策而言，双方的和亲，在汉文帝时期是最好的时期，也是其效果最为明显的时期。这从文帝与匈奴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来。据《汉书.匈奴传》记载：

孝文帝登位后，又修好和亲之事。在其继位的第三年的夏天，匈奴右贤王进入黄河以南地区骚扰侵害，于是文帝发布诏书说：“汉朝与匈奴约为兄弟，不要侵害对方的边境，汉朝送给匈奴的丝绢粮食等物很多。现在右贤王离开他的国家，率部众侵占我们的黄河以南的地方，这是不符合以往的边界的。右贤王的人往来进入我们的阗塞，捕杀我们的官吏士兵，驱赶侵害我们居住在上郡保护边塞的少数民族，使他们不能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匈奴人欺凌殴打我们边地的官吏，进行偷盗，非常傲慢无道，这不是和约所要求的样子。命令派发八万边地的车兵和骑兵，到高奴去，派丞相灌婴率领，攻击右贤王。”右贤王被赶跑，逃出边塞，文帝到太原视察。这时济北王反叛，文帝就回到了京城，停止了丞相抗击匈奴的军事行动。

第二年，单于给汉朝来信说：“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平安无恙。先前的时候皇帝您说到和亲的事情，与来信的意思符合，双方都很高兴。汉朝的边境官吏侵犯侮辱右贤王，右王不向我请示，听从了后义卢侯难支的意见，与汉朝官吏结仇，断绝了我们两国君主的和约，割离了两国兄弟的情谊。皇帝您责备我们的书信两次送来，我派使者带信去回答，使者没有归来，汉朝的使者也不到匈奴来了。汉朝因为这个缘故不与我们和好，我们作为邻国也不得归附。现在我因为小吏破坏了和约，所以便惩罚右贤王，派他到西方去寻找月氏予以攻击。靠了老天的保佑，将士精良，战马强壮，已经消灭了月氏，彻底斩杀、平定了他们。楼兰、乌孙、呼揭以及他们附近的二十六国都已经成了匈奴的一部分。各游牧民族合为一家，北方已经平定。我希望停止战事，让士兵得到休息，牧养马匹，消除以前不愉快的事，恢复过去的和约，以安定边民，以继承匈汉两族自古以来的友好传统，使年轻人得以成长，使老年人能安居乐业，世世代代和平欢乐。不知道皇帝您的意思怎么样，所以我派郎中系库浅带书信去求见，并献上骆驼一匹，坐骑二匹，驾车之马八匹。皇帝如果不想让匈奴靠近边塞，那我就命令官吏百姓远离边塞居住。使者到后，请立即打发他们回来。”六月中旬，匈奴使者来到新望造地方，书信送到朝廷。汉朝商议攻打匈奴与和亲哪一种有利，公卿大臣都说：“单于刚刚攻破月氏，正在胜利势头上，不能跟他们打仗。况且就是夺得了匈奴的地方，那裹都是盐碱地也不能居住，和亲十分便利。”于是汉朝答应了单于的请求。

孝文帝前元六年，汉朝送给匈奴的信中说道：“汉朝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平安无恙。您派系摩浅送我书信，说：‘希望停罢战争，休养士卒，消除以前的误会，恢复我们原来的和约，以安定边民，世世代代平安欢乐，我十分欣赏你的说法。这是古代圣王的用心与志向。汉朝与匈奴约为兄弟，用来送给单于的礼物十分优厚。背叛盟约，使兄弟亲情疏远的责任，一般是在匈奴。然而右贤王那回事发生在大赦之前，请您不要过分追究责备他。单于如果能按来信中说的去做，明确地告诉官吏们，使他们不要背负盟约，讲求信义，我们会尊敬地按单于的书中所说的去做。使者说单于亲自率军作战，统一他国有功劳，作战十分辛苦。所以，现在有御用绣夹绮衣、长袄、锦袍各一件，金发饰一件，黄金装饰的腰中大带一条，黄金带钩一枚，彩绸十匹，锦缎二十匹，赤绋、绿缯各四十匹，派中大夫意、谒者令肩去敬赠给单于。”

以上的匈奴单于和汉文帝的书信，是《汉书.匈奴传》中的正式记载，应该是当时正规的国书，其中的格式和外交辞令，言语谴责和事实说明明白无误，而礼尚往来的相互客套也堪称经典，而相互馈赠的品类和数量也符合相互的身份和具有特色。这也是我们能够见之于史籍记载当中为数不多的古代国与国之间相互交流的文字记录。从信函的角度讲，是难得一见的美文，从文化的角度讲，相互之间的了解显然是已经很深入了。这一点从双方相互馈赠的礼物的选择上已经表达的很明白了。因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顺畅，也避免了一些小事引发的不必要的误会，也因此也保证了相互之间的互信，因而也有了文景时期汉匈之间的相对安定。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帝时的和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和亲的目标，但汉匈之间的磨合仍在继续，这种状况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文化之间的差异的消除，事实上是一个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气力的事情，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事情；而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则是文化融合的必由之路。

五

汉武帝时期的有为之举，彻底改变了汉初的无为而治的国策，而对匈奴人的斥逐，使得汉王朝第一次改变了双方之间的强弱对比，汉朝第一次实现了毛乌素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以及巴丹吉林沙漠以南无匈奴人帐篷的辉煌成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朝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没有办法完全改变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而汉以后崛起于长城以北的游牧者，在承袭匈奴人驰骋的草原的同时，也无以例外的承袭了其生活方式。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生活方式亦即文化之间的差别，不是仅见于秦汉时期，也非特例，而在秦汉以后的岁月里，即便是在大一统的王朝里，农耕与游牧，亦即中原与草原两大区域之内，两者之间因地域因其生活方式，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始终存在，而这种差异，在产生于不同时代的文献记载里都有反映。这当然不是写史者固执所致，显然是因为其真实的存在。

《隋书.北狄.突厥传》记载：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

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善骑射，性残忍。无文字，刻木为契。候月将满，辄为寇抄。……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杀牛羊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巫见，重兵死而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

突厥是在公元六至八世纪活跃在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民族集团的统称，也是中国西北与北方草原地区继匈奴、鲜卑、柔然以来又一个重要的游牧民族。从突厥崛起的时间看，距离汉代已经过了几个世纪了，至少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间四五百多年的时间，但作为不同时代的草原霸主，其生活方式几近一致。当然，史书记载也有关于其得上苍眷顾得神狠庇佑等传奇的说法，但其生活方式的描述，除了有一些用词的差别外，但总体上和关于匈奴人生活方式的描述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其文化生命力的顽强与持久及深远。而继突厥之后崛起的回纥，其生活方式也向我们表明了，他们也像突厥一样，在崛起为一时的草原霸主的时候，也毫无例外地承袭了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

《旧唐书.回纥传》记载：

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其象微小，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无君长，居无恆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隋开皇末，晋王广北征突厥，大破步迦可汗，特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击特勒诸部，厚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为变，遂集其渠帅数百人尽诛之，特勒由是叛。特勒始有仆骨、同罗、回纥、拔野古、覆罗步，号俟斤，后称回纥焉。在薛延陀北境，居娑陵水侧，往长安六千九百里。随逐水草，胜兵五万，人口十万人。

《隋书.铁勒传》记载：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繁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

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

上述几条资料告诉我们，回纥和铁勒，实际上是同一族源组成的游牧集团在不同时期的称谓，其内部的部落组成尽管纷繁复杂，但其作为匈奴后裔的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尽管它们在不同时期的自有部落或组成不尽相同，这些部落的名称或称谓各有区别，部落的人口和实力有强有弱，在历史上的作为或影响力有大有小，但作为当年匈奴人的后裔，不变的是其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的性格。

以上这些散见于各种史籍记载里的有关曾经驰骋于草原上的不同族群的游牧者，在史著的作者们的文字中，他们或是曾经的匈奴人的后裔，或是和匈奴人一样本就生于草原，也因此，史籍当中有关他们生活方式的记载，让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匈奴人生活的影子或者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子。这些曾经生活在不同年代的游牧者，却在不同的时间里采取了近乎相同的生活方式，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执着，也看到了沉淀在生活方式深处的文化的生命力。农耕和游牧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事实上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了解这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形成的过程，有助于理解文化以及文化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当然，上面我们讨论的重点都集中在长城以北的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一致的文化传承的情况上，而事实上，长城以里的区域内，文化的传承情况也会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文化的生命力。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并进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实现了海内混一的、天下一统的局面。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在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的疆界之内，甚至在比战国时期更早的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的疆域内，各自的语言在看得见的角落里择地而生，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具文化特征的最熟悉也最容易理解的各种方言俚语以及相互交往的礼仪，在政令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却毫无阻碍地在畅行无阻。而透过各种现象，在秦以后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秦声粤语吴侬软语，依然故我。这是文化生命力的象征。由此，我们可以说，不同的生活方式浸润下形成的文化，诚如方言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习惯的分布，其范围以及流布的时间，都取决于该种生活方式的延续或传承的时间，而带有强烈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化因子，都在其适宜的范围之内择地而生，而这种在大一统的范围内存在的地域文化，则以其特有的方式自然地呈现在人们的生活里，而这种现象，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所著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切实的记载，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真实画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曾在《漫话道地的甘肃文化和甘肃人》的文章中做过详细的描述，故尔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