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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民:“鲜衣凶服”扮谁人

2022-01-04 09:56:57 智能朗读:

为了便于说事,本文要借用《史记》里的两个词语,“少年”和“子弟”。两个词现代汉语也常用,但含义与古时不同。

在汉代,“少年”特指那些斗鸡屠狗、蹴鞠酗酒、结伙抱团、逞强滋事,“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晋、张华)的不良分子。“子弟”则是指服从社会管理,遵守道德礼仪的安分后生。两个词的语义都有一定的弹性,两种身份之间也会相互转换。这是后话。

——轻薄子、飘子、浪子、哗徒、帮闲、棒客、青皮、混混、失足青年,等等,是不同时代对“少年”之流的不同称謂。这是一种为人不齿的社会势力,又是对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不可替代作用的别动力量。

对华夏之说,《左传》的解释是“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起(易经.系辞),服饰问题从来是一个治国理政的大事。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被赋予严内外、明等级、辨尊卑的特殊意义。“夫礼服之兴,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踰,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后汉书、與服法》。因此,对不同社会成员的穿戴,统治者或以法律做出限制,或用礼仪进行规范。如唐代法律明令“庶人以白”,不许平民衣着染色,只能穿本色麻布衣。相当长的时间里,平民穿白衣,沿为定式。而“少年”穿着“鲜衣凶服”也是一种定式,一种源远流长的另类定势。

汉代所谓的鲜衣,就是用料考究、款式独特、色彩夸张的服装(有时也包括外来服装),到明代也称为“袨服”; “凶服”则是指丧服孝装、囚衣、军装、皂班服(警服)等。“少年”身着的“鲜衣凶服”招摇于市,既体现了对朝廷衣冠制度和主流社会审美价值的蔑视,又表达了对暴力的崇拜。而在官方眼里“被服极纤丽”“娇或好浮华”(晋、张华)的表象,与“斗鸡走狗夜不归,一掷赌却如花妾”(唐、僧贯休)的内在品质是一致的。西汉成帝时,著名酷吏尹赏穷治长安恶少,曾把打击对象的标识定位于 “鲜衣凶服”。如此看来,以衣帽取人之事古已有之。

非主流、反传统、追求凶悍美艳的着装效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暴力美学的表现),是“少年”服饰的共性特征。唯其如此,才有“鲜衣凶服”的故事。“鲜衣凶服”并不是“少年”专利,但是,服饰流行的新潮流却往往发端于“鲜衣凶服”。服饰变化经常遵循这样一种轨迹:“少年”以其轻佻狂放的装束,率先打破传统服饰僵化的格局;经过先是艺人、后是“子弟”(包括书生)相继效仿;主流社会逐渐接受另类服装,最终导致新潮流行,这个周而复始的历史过程耐人寻味。

《大唐新语》里有段话:“贼出百端,诈伪非一。……汉着胡帽”,说的是长安 “少年”如何穿着胡服胡帽作案的事。显然,不是胡人却选择胡人打扮,在当时是不良的标识。但是,经过“女为胡服学胡妆,伎进胡音学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唐、元稹)的演变过程,中唐以后,胡服在中原的流行已成大趋势。宋人沈括曾写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

唐代诗歌对服饰的许多精彩描写,大都在表现乐舞的篇章里,说明胡服的流行,与胡璇舞、拓枝舞和龟兹音乐在中原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不同时代的艺人历来是服饰变革的先驱。艺术表演对服饰美感的放大、艺人靚扮自炫的做派、人们对之的欣赏追随,都为时尚的生成发展创造了条件,使“鲜衣”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知识分子也是新潮服饰的推进者。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既有维护纲常礼教的一面,又有离经叛道标新立异的一面。《见闻杂记》(明、李乐)里写道:“昨日到城墎,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可见有些时候知识分子也不把“先王之法、圣贤之教”当回事,敢置“变俗乱民”罪责于不顾,去追随“服妖”(男扮女装的人)。知识分子是斯文的象征,所作所为影响力要比“少年”和艺人大的多,有他们的引领示范,“鲜衣”流行更具可能性和可行性。

历史经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时隔一千多年,军装在中国的两次大流行印证了这一点。

盛唐“少年”以身穿军装为时髦,渐渐“士庶竞相效”。到中唐时,各色人等混着黑色军服者越来越多,乃至: “老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尽执兵乎?”(唐,陈鸿《东城父老传》)

1960年代,军装也在中国有过大流行,草绿军帽、赭黄军衣、藏蓝长裤和白球鞋成为经年不衰的时装。这绿、黄、蓝、白的组合,在“蓝蚁之国”(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服饰的形容)背景下,无疑是悦目的亮点。

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其中也包括本文特指的“少年”吧。比如,西汉霍去病征伐匈奴的英雄方阵里,相当数量的就来自长安的恶少年;又如,上个世纪西方曾经是社会问题的“嬉皮士”“崩克”中,后来产生了不少的各界精英……。从“鲜衣凶服”到白领正装,从边缘到主流,不少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能把“少年”变成“子弟”,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反之则是退步。

军装本来是青春和革命的象征,特殊的年代的大流行却使人们的爱慕变了味道。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穿军装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像是重现一千多年前“岂天下之人尽执兵乎”的画面。

后来,也许是出于对军服一统天下的逆反心理,也许出于对单调对象的审美疲劳,窄腿裤、尖头皮鞋与宽边墨镜悄悄地在“少年”身上出现了;“鲜衣”替代“酷装”之势初见端倪,服装世界开始显现点点异彩。有趣的是,当局就把这些当作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加以清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子弟”却开始模仿“少年”的穿着打扮。

存在决定意识。蔽体御寒的需求满足以后,人们选择服饰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个性差异和美的表现。审美通感总是超越时空的。无论多么超前的服饰现象里,总能找到一些历史的影子。当代“炫装”,可能是古时“鲜衣”或者“袨服”的修正版;今人对“酷装”的欣赏里,或许积淀了古人复杂的“凶服”情结;服饰演变的流向,总是若明若暗地牵动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相似的现象,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评价。前面说过,唐宋时期,男穿女服者被叱为“服妖”,而在今天,鲜衣艳装耳环摇曳的“花男”却是被追捧的对象;汉代的“凶服”是打击不良的标识,现代“酷装”却是张扬个性的表现。人们审美情趣嬗变过程中,源与流的关系其实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所以,评价虽然能影响流行的发展变化,但不能遏制流行;所以,评价的差异也将继续下去。

服饰有时也是宣泄情感的道具。无论“少年”还是“子弟”,许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会经历过那么一段(比如在青春期)心理的“不应期”,于此,把内在的不适和困惑外化为某些出格的行为并不鲜见,奇装异服也许就是一种选择。有鉴于此,年轻人着装上追求帅、酷、炫可以理解;乞丐装、露脐衫,还有彩发鼻环、雕青纹身等等在寻常百姓中流行也不足为怪。其实,当今社会“鲜衣凶服”者,更多的是“子弟”而不是“少年”。

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个人的选择正得到更多尊重,个性的张扬越来越被理解。单就服饰而言,对浮华怪诞的风气,可以反感,可以谴责;但对某种穿着打扮,只要不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伤害,就没必要也不可能去封杀。宽容个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着装喜好,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自然的生动性、社会的丰富性,因存在的差异和多样化而充分展现。今天,姹紫嫣红、式样繁复、个性鲜明的服饰世界,折射着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的和谐,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时代风貌。从“蓝蚁之国”走出来的人们对此感受犹为深切。

作为社会生活的不和谐因素,“少年”现象将会继续存在下去,对这类人的教育、改造、惩治也是长期的任务;但是,他们的服饰标识今天已消隐若无,“鲜衣凶服”一词也早已沉寂于古典文献。在把借用的“少年”和“子弟”两个名词还给《史记》之前,还想顺便说一句,看看眼前的人群,还能从服装打扮上判断谁是“少年”谁是“子弟”?

来源: 兰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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