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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奎: 写在地名里的历史

2021-12-29 09:22:10 智能朗读:

地名,就像一个人姓甚名谁一样,是一地有别于他地的鉴别标记。读清人梁份的《秦边纪略》(原名《西陲今略》),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其书中记录的明清之际西北地区县级以下的地名当中,以堡命名者的数量相当多,定边堡、宁塞堡、靖边堡、镇虏堡、怀远堡、镇羌堡、安远驿堡、土门堡、宁远堡、水泉堡、蔡旗堡、板桥堡、黑城堡、洪水堡、梨园堡、暖泉堡、红崖堡、九坝堡、金塔堡、地窝堡……,这个名录可以列的很长。细究这些地名,它们当中的许多名字,至今仍然活跃在西北各地的地名名录里。而这种以堡为名的地名,在西北五省区中,又以甘宁陕三省区为多。

堡,是多音字,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释义,它用做地名时读Pu,用在建筑物名时读bao。而用做地名的堡(pu),其最初的本意当与军事防卫有关,也即是说,堡,其最初是用来命名军事防御据点的。

堡入地名起于何时我们不好下断语,但根据甘肃河西及陕北榆林(明朝九边重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一带开发的历史线索,其上下限却大致清楚。单就河西及陕北地区的情况看,其作为地名出现的时间,当上不早于汉代,下不晚于宋代,其集中出现应该是宋以后的事。秦汉之际,河西和陕北,都是匈奴人进退自如的游牧地;自汉武帝北击匈奴,匈奴北遁漠北之后,两地的农耕开发才有了可能。历史告诉我们,也只有当农耕民族的农耕生活深入展开后,堡入地名才会成为可能,这也是我们说带堡地名的出现,上限不早于汉代的依据。因此,自汉以后,以堡入地名,则有了丰富的空间。《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中有关于延安府宁远砦(砦也即寨,本义是指守卫用的栅栏、营垒,也可用于地名)的说明,引用《宋史》的记载说,宋真宗咸平六年即公元1003年,延安府曾在府州西寒岭置寨,真宗赐名宁远。也就在同一时间,延安府又在府谷县西置宁边寨。《宋史.地理志》的记载说:“县境又有安丰、宁府等寨,宁川、宁疆、靖安、西安等堡。”由此我们知道,至少在北宋时期,在陕北延安、绥德一带,在边防要地,在原有的砦(寨)的基础上已经开始有了以堡为名的军事防御据点。由此,我们也可知道,堡和寨一样,最初是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据点,尔后因为情况发生变化,具有军事访御功能的寨和堡,进而变成了驻民地,而这些原来的军事据点的寨名或堡名则变成了一般的驻民地的地名。而在一地设堡还是设寨,则是根据其地理条件和防卫需要,该堡则堡,该寨则寨,有人研究指出,其基本的遵循应该是平原筑堡,临壑附岩则置寨,一般来说,不论是设寨还是设堡,其基本要素应该是可耕可牧可守,而三项具备者自然为佳。

陕北的情况如此,而宁夏、甘肃河西带堡地名的出现过程,也应该和陕北的情况大体一致,即先为军事防御地点,以后逐步演化成了驻民地的地名。

考察一下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上的以堡为名的地方,我们不难发现,凡以堡为名的地方,一般来说,位置在周边区域内相对重要,各种条件也较周边为好,交通相对便利,影响力相对较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小的区域中心。如甘州的暖泉堡,“居民小堡,通红崖(红崖堡)之路而已。西邻顺德,村落相望,人皆足食。然今番夷(不同种族)交通,各隘纷如,则置戍以卫民,扼要途而通呼吸,所宜亟矣”。九坝堡,“甘(甘州,今张掖)、肃(肃州,今酒泉)于此分疆,西按胭脂,东连六坝,北近合黎,而限以边墙(长城);南通高台,而阻于黑水。其地引水平畴,桔槔不设,而穰穰满家,西戎輓粟,塞于庄道”。再如四坝堡,“地沃而米多,与九坝诸堡无异。而川原平旷,风起沙扬,犹为过之。东二十里为平川堡”;“平川堡,北枕合黎,南临黑水,土沃地平,墙(长城)低而沙壅,同于四坝”(《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由此我们知道,堡的设置地点的选择大多都是有条件的,尤其是自然环境条件,如水源、物产、交通等基本条件都有可取之处。这些选择设堡或置寨的条件,大致和历史上长城沿线的烽燧地点的选择一样,首先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出发来确定是否在此设堡(或设里防御据点),其次当然是要考虑设点之后的后勤保障等事宜。因此,以堡为名的地方,当初尽管都是作为军事防卫据点开始出现的,但其生存条件都是相对较好的,而后因为时过境迁,原来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时期又赋予了它们新的使命,因此当初堡的设置的考察和建设的过程,事实上完成了以后和平时期开发的先期考察和准备过程,只不过后来的堡的功能比早期的烽燧较单一的功能更加丰富也更具有了变化的基础。而这些堡的设置的基本原则大体上也应该和当初烽燧的设计规律一样,是先沿边防要塞布点,而后由边地逐渐向内辐射;而沿边沿山的堡的设置则分交通、重要程度和对周边的影响程度逐步设置。大体上说先重后轻,即重要性程度越高,则设置年份越早,或自身环境条件越好,其设置的年份越早。另外,边地的设置早于内地,中心城区周边的设置早于较为偏远之处。大致可以这么说,其中的许多堡,原本是军事驻防之处。随后因形势的变化,逐渐由军事堡垒演进了村镇住民之地的称谓。如甘州(张掖)之甘竣堡,《秦边纪略》有记载:“甘峻堡,因甘竣山而得名。自黑河而西,黄番(指当时的游牧族)之在南山(祁连山)者,种落渐繁,昔之屯兵者,盖有为焉。今祁连之夷(指当时的游牧者),部落日多,而西洞、磁窑(皆当时当地地名)各为民堡”。由此,我们知道,甘竣堡原为屯兵之所,尔后因为时过境迁,防卫之所的功能淡化,而随着驻民的日益增多,原来的防卫据点变成了驻民聚集往来居住地。由此,我们也知道,分布于河西的堡,最初的功能显然是为加强沿边地区的防御而设,其后因为边事的缓和,原有的功能减退,而逐渐演化成了最早进行农耕开发的支撑点,随着开发的深入,原有军事据点变成居民点,原来的军事据点的名称也就变成了地名保留了下来。

西北的地名中,除了以堡为外者多之外,以城为名者亦不少。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就记载了许多过去存在、如今已经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的城的名字。大体上说,在郡县之下设立以城为名的军事据点尔后演化成驻民之地的时间应该早于以堡为名的军事据点演化为驻民之地的时间,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实证资料,可以为我们佐证,如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的大方盘城、小方盘城、居延城以及现今酒泉瓜州境内的锁阳城,就是很好的说明。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事实上在西北的地名中以城为名的地名数量也不少。在以城命名的地名中,最有名的有三个,一是锁阳城,当为唐城,因为薛仁贵征西的故事家喻户晓;一是居延城。居延城所以有名,一则是汉城,历史悠久,二则现今虽属内蒙古自治区,但过去和现在,都与甘肃特别是和张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则是现今的旅游热门打卡地。居延城的设置有确切的纪年,始于汉代,而所以叫做居延,是因为当时的城建在一个叫居延海(蒙古语把湖称为海)的地方,城因海(湖)而名。而居延海的存在,则是因为有源源不断地河水的注入,而它的生命河在上游和下游却有着不同的称谓,其在甘肃张掖境内称黑河,在其出张掖入甘肃酒泉金塔县时称弱水,而在其出甘肃入内蒙古境则称额济纳,而额济纳是党项语亦集乃的音转,本意是黑水或黑河的意思。因此说,居延海实则是张掖境内第一大河黑河(内蒙古额济纳河)的尾闾湖。而因为黑河或额济纳河、居延海的存在,故而有了汉代居延城、西夏黑水城的存在,因为有水有城有人的活动,也就有了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朽的额济纳胡杨林。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居延城和居延海(或居延泽)的关系,应该是先有居延海后有居延城,而额济纳河和额济纳旗的关系,也应该是先有额济纳河后有额济纳旗。而居延城,从其设置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归张掖管辖的,在明末清初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里,居延城依然在张掖的管辖范围内。也因此我们知道,汉代所谓的断匈奴右臂者其断之深,可谓深入肘腋。

2021年10月以来,额济纳因为染疫,一时成为万众瞩目的地方,这也是促使我追述额济纳历史的直接原因。

第三个声名远播的以城为地名的地方,当是陕北榆林的统万城。统万城所以成为名城,一则因为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的政权大夏立都于此,二则因为此城不但地处草原与农耕文化的分界地带,更因其城的建筑过程和建筑本身而名扬天下。《资治通鉴》卷116:“夏王刘勃勃(刘为汉朝给归服的匈奴人的赐姓,刘勃勃强大之后恢复为本姓赫连)下令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凤翔。任命叱干阿利兼任将作大匠,征发岭北胡人、汉人共十万,在朔方水以北、黑水以南的地方建筑都城。刘勃勃说:“我正要统一天下,以君王的地位统辖所有地区,因此,新城的名字应该叫‘统万’。”叱干阿利性情乖巧伶利,但却凶暴残忍。他用蒸过的土修筑城墙,验收时铁锥如果能插入一寸深,他就要把泥工杀掉并把他的尸首筑进城中。有记载说,统万城“高十仞(一仞约在160-184厘米之间),其坚可以砺刀斧”。为了表达其一统天下的宏大志向,赫连勃勃还把统万城的城门的名字分别叫做朝宋(南门,意谓让南朝的刘宋来朝觐)、服凉(西门,意谓让凉州西凉、北凉政权臣服)、平朔(北门,意谓平定朔方,也就是历史上的河套地区)、招魏(东门,意谓招徕北魏)。也因此,统万城在其建造和建成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北方由少数民族建造的名城之一。

梳理一下西北以堡或以城为名的地名,大体上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甘肃境内以堡为地名者大多集中在河西嘉峪关以东及河东靖远连接宁夏、陕西北部的区域里,我们粗略统计,在甘肃,其带堡的地名仅酒泉、张掖、武威三地合计就有58个;而宁夏境内以堡为名的地名,则集中在西起甘肃靖远经固原到贺兰山以东黄河以西以北到内蒙古巴颜淖尔以南的区域里,其带堡的地名有13个;陕西境内的以堡为名的地名,则大多集中在陕西北部榆林、延安、绥德一带,其带堡的地名有17个。也就是说,甘宁陕三省区里以堡为名的地名,实际上多集中在明长城的内外。由此我们猜想,这三省区的地名中带堡的地名之所以多,大致跟明朝时期的西北边防大有关系。

当然,我们说,上文所说甘宁陕三省区带堡地名的数量,如果按三省区近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均匀分布而言,看不出其密集程度,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带堡的地名,沿甘宁陕三省区明长城一字排开,就会发现,其密集程度是相当高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带堡地名的大量出现,实与宋明时期西北边防息息相关。

明代的西北边防以土木堡之变为界分成两个时期,事变之前为前期,事变之后为后期。前期,也就是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和其孙子宣宗朱瞻基时期,明军实力强大,明朝的边界深入漠北。土木堡之变之后也即是从英宗朱祁镇开始,明军实力削弱,明朝的西北边防也从漠北收缩至甘肃嘉峪关和陕北榆林明长城沿线。《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洪武五年,冯胜下河西,虽直抵玉门,而嘉峪以外皆为羁縻地。嘉靖中割弃哈密,嘉峪益为极边矣。夫弃敦煌而事酒泉,则玉门以外声势遥隔,此番戌所以生心,边备所以日棘也。有远驭之略者,其亦取鉴于汉、唐之成算哉?”所谓“羁縻”,就是一方面要“羁”,用军事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另一方面用“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这是汉、唐、宋、元、明、清诸朝对边远地区那些承认朝廷管辖的当地土著头目,封以王侯或许以厚禄,纳入朝廷管理的一种适应当时情况的制度。也即是说,明代初年,对嘉峪关以西的区域,事实上就是在进行一种松散的管理方式,而从嘉靖朝开始,嘉峪关已是明朝的最西边,而关外已经是边外,元朝的残余势力及其他可能威胁明朝政治的游牧民族的势力事实上已经侵入到了哈密、敦煌一带,明初原为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南下东进的嘉峪关和明长城,事实上成了实实在在的边防要地。古人有欲固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之说,这是从战略高度对河西、西域、中原以及西域与河西、中原关系的高度概括。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嘉峪关之外已为边外,古人眼里河西的西部大屏障已不复存在,加强河西防务进而拱卫中原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而加强河西边防最有效、实用的办法,就是以嘉峪关和长城为依托建立完备的逐次设防的体系,而这种较为完备的逐次设防的结果,就使得河西长城沿线堡的大量增加成为强化边地防务的迫切需要。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有明一代在河西的边防体制,大致分为卫、所、城、堡四级。在四级构成的防御体系中,卫的管辖范围最大,其次是所,再次是城,堡是边防体系里最小防御单位。一般来说,在这种由四级组织的防御体系里,卫辖若干所,所辖若干城,城辖若干堡,是一种基本情况,但实际上情况是不是完全这样,不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堡是最低一级的防御据点。而这种卫所城堡四级联防的体系,事实上也是为了巩固边防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因为级别不同,管辖的范围自然不同,自然,参与防卫的人数及其物资配备等自然也会有区别,一般来说,防御范围越大参与防卫的人数就会越多,物资配备也相应的会增加;反之,若级别越低,防卫的范围会越小,参与防卫的人数及物资配备也会相应地减少,附属性增加而独立承担任务的能力也会相应地降低,其后职能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却大大提高。随着边防形势和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这些军事防御功能较弱的堡,很有可能被改造成具有屯戍功能的据点或者完全驻民化了的村镇,但其因为本就相对有利的位置和环境,如交通、水土条件相对较好,很容易成为已经习惯了边地生活的人们最先选择长期居住的地方。四级体制的防御体系,可以根据防卫的实际需要和轻重缓急,形成合理的防御配制,可以是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佳的效果。在这种四级防御的体系当中,堡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也就为以后在河西出现以堡为地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以堡为名的地名的大量出现,应该始于宋代而集中出现于明代。明代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既与其边防体系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加强边防的实际需要。我们上文提到,至明朝嘉靖朝以后,嘉峪关及河西长城一线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边防前线,嘉峪关、长城以及数量众多的分布在河西的大大小小的堡,实际上成了支撑其边防体系的基础。而河西地名中以堡为名的地名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到集中出现的过程,说明了河西开发从点线结合向由外到内逐步发展的过程,即河西的开发从汉代置郡、修筑长城到烽燧设置到在一些重要关隘之处设城驻防再到有卫、所、城、堡四级体系的设置,完成了河西早期开发点线结合到后期由点面结合、网格化的过程。从堡由军事防御功能演化为地名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军用转民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完成开发的过程。

河西如此,宁夏、陕北的情况也应该基本一样,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同于河西的故事。

河套,是明代开始出现的地理名称。《秦边纪略》卷六《河套》里说:“河套本中国地,古未有河套之名也。自明筑河套、榆林之长城,弃其地于外,而河套以名。”这告诉我们,明代之前没有河套的叫法,从明代起,才有了被时人和后世称作河套的地理名称,也就是说,从明朝开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河套才变成了有确指的地理单元。查现有的工具书会告诉我们,明代开始始称河套的地方,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地理单元,它是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明长城以北之地。包括银川平原(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古、陕西。从地图上看,黄河在宁夏先沿着贺兰山向北,再由于阴山阻挡向东,后沿着吕梁山向南,形成“几”字状的一大片由黄河自然流动形成的冲积平原。至于明人为什么把这样一大片地方称为河套,历史记载和现有的工具书中都语焉不详。我个人揣测,所以称上述一大片区域之内黄河冲积平原为河套,是因这些平原是随着黄河自上游奔腾至宁夏之后开始由急变缓,而随着这条巨龙在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境内的数次由缓变急、由急变缓和左右摆动,在其流经之处形成了时而在河左时又在河右的大小不一的冲积平原,而这些或左或右、大小不等的冲积平原,又无一例外地是夹河而行,整体上看上去像一个巨型的外套套在黄河上,故而人们把这些南起宁夏贺兰山北到山西、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沿黄河一线由黄河冲积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平原形象地称为“河套”。当然,黄河自青藏高原一路东行至黄土高原,自宁夏经山西、陕西到内蒙古二千多里的过程中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是不是真如一个套子一样套在黄河上,这些由黄河流经区自然形成的大小不一的冲积平原该不该叫河套或者该怎么称呼,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实质问题,而真正值得让我们关注的,则是从宁夏到内蒙古两个自治区之间因黄河而生成的大小不一的冲积平原以及与周边的自然环境一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历史研究告诉我们,自明代以来被我们称作河套的地方,事实上从战国开始,这里就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不断争夺不断融合的交汇区,而自秦汉开始,这里不仅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展示实力的重要历史舞台,更是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强弱变化的晴雨表:当中原王朝国力强盛时,河套即是内地;中原王朝国力衰弱时,河套即为群雄逐鹿的战场。而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前人已经为我们做了系统的梳理:“其地战国属于赵,秦为河南、新秦中、上郡、九原地。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使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夷(匈奴),略取河南地。明年,以榆林并河北来,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三十五年(前212年),沿河筑城,扶苏、蒙恬所经营,为县三十有奇。汉置五原郡。汉王既定雍地,遣将略定北地、上郡。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置定襄郡。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按榆溪旧塞,绝梓岭,梁河北。六年(前123年),卫青出定襄,斩首数千而还。四月后,复出定襄,捕斩万余。元狩四年(前119年)霍去病始出定襄,言单于东还,又令卫青出。定襄郡领县十。”“晋因汉领县十,后属苻秦(苻坚的前秦),晋末始据于赫连氏(赫连勃勃的大夏国)。其后宇文泰(西魏)据有其地。隋置胜州、榆林郡,更筑长城。唐初破突厥,以处颉利之来降者,置六郡,而以唐人为刺史。武后并为二州。中宗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玄宗改为宁朔郡,以六县为六州,又续增宥州。张仁愿北逾黄河,因赵武灵王故址,筑三受降城。及灵武中兴(唐肃宗李亨公元756年在灵武继位平定安史之乱),而武臣带甲之士多出于此。”上述这些见诸《秦边纪略》的文字,给我们简约地理清了从战国到隋唐时期河套的历史脉络。有明一代,因为朝廷对河套地区战略价值的误判或力有不逮,自洪武到嘉靖年间,河套地区经历了像敦煌、哈密一带从羁縻到被迫放弃的过程,也因此,明朝时期宁夏到陕北的西北的边防也经历了从河套向内即由外向里逐步收缩的过程,到嘉靖年间,则其边防线彻底从背靠黃河变成了前依黄河筑长城以守的局面。由此开始,每年黄河封河期,也就成了西北方游牧势力越河扰边开始的信号,边无宁日几乎成了嘉靖以至明亡的常态。为了改变日益被动的边防局面,有明一代除了不断地修缮其长城之外,开始不断地移民实边,而其系统的办法则与在甘肃一样,在卫所城堡的体制下大量扩张堡的设立,以其充实边防的基础。宁夏、陕北地名中大量以堡为名的地名出现,也当与这一历史过程相吻合。

明代历史上发生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和永乐十五(公元1417)年间从山西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向全国大规模移民潮,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有研究指出,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其中陕西、甘肃、宁夏有182个县市是当时移民的安置点。山西移民在西北这样大范围的分布,当与当时边防地区的屯戍大有关联,而大量以堡为名的地名的出现,应该与这个过程相一致,而明代的这种大规模向西北的移民,实际上也是历史上自汉朝开始有移民实边策略的继续,移民的落脚地点,当是当时的防御要点或亟待开发或充实之处,而地名中众多以堡为名的地名的存在,应该是明代大量移民于西北边地这个历史事实的证明。

清朝康熙朝削平噶尔丹和雍正朝制止了罗布丹增的叛乱之后,整个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区域都成了大清朝的版图。明朝甘肃嘉峪关及明长城一线及宁夏贺兰山、陕北榆林明长城一线为边防前线的情况不复存在,原来的这些边防要地在清朝转而成了西北的内地,这一情况反映在地名上,就是带堡的地名除了原有的而外,新增的情况明显减少,而另外一种情况却成了常态,即明代遍布西北边防地带那些带堡的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成了省去了堡的地名。1949年以后,原有带堡的地名的堡在公社化的过程中逐步为公社取代,尔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乡镇化过程中许多地名中的堡又为乡镇所取代,这些地名的变迁大致经历了地名+堡到地名+公社到地名+乡或镇的过程。

近代以来,甘肃最有名的堡当属河西堡和地窝堡,而陕北最有名的堡当属瓦窑堡。河西堡因为兰新铁路在此设站,镍都金昌的早期建设特别是金川公司的早期开发过程中的物资转运大都是通过这个车站进行的,而后又因一批现代工业的出现,如河西堡电厂、东大山铁厂等,先成为武威所属永昌县的名堡,而后又因为金昌市的设立,永昌县划归金昌市,而河西堡也因此成为了金昌所属永昌县的名镇。

地窝堡则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早期人员、物资进出的桥头堡。

陕北的瓦窑堡,则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一次重要会议——瓦窑堡会议而将名垂青史。

西北地区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的堡及城,在一定程度上说,犹如凝固在西北大地上的历史书页,每个地名都是一页史书,先人的豪迈或悲壮,都沉淀在了这些并不起眼的地名里了。它们的存在,不仅从战略上保证了甘肃河西与西域、宁夏平原及陕北榆林在联通鄂尔多斯高原与蒙古高原的交通的畅通与安全,而且随着这些堡由军事防御据点逐渐开发成驻民宜居之地,事实上也完成了对明朝时为边地的甘肃河西和河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的准备工作,完成了行政管理从上到下的完全贯通,把这些地方从汉以前完全的游牧区变成了汉以后农耕与游牧相辅相成的农牧并重的重要区域。这些区域和凝结在这些区域地名里的历史,向我们表明了它们在历史上为拱卫内地所发挥的战略作用和堡垒作用以及它们在巩固边防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巨大价值。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应该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从最早开始设郡到其后长城的修筑、烽燧的设置,再到沿着这些地带逐步延伸出来的城再到设在要隘之处的堡,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的完成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前人的坚韧与执着。随着防御体系的完成,开发的安全有了保障,而开发的有序展开则是其后的一个必然的局面。而随着开发的深入,而实事上也让军事防御的基础更加深厚,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除了战乱时期外,这些堡原有军事据点的功能日益退化,而经济发展的需要却越来越重要,堡由军事据点变成驻民地也就成了极其自然的事情了。

西北地区的以堡命名的地名,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告诉我们的是自汉代初设郡开始,地名的形成和演变自有其原因,但其间发生的历史及社会变迁无疑是其变化的主要因素。在漫长的岁月里,许多无名之处有了各自的名分,而许多在历史上曾经名噪一时的有名分有地位的地名也会因历史的变迁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但是,不论是无名到有名有分,还是从有名而变得藉藉无名,事实上都是其在社会变迁中曾经有过的岁月印记,它们都会因其曾经的有过或现实的存在,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昭示一个地方曾经的过去或现实的岁月,或许还有因为千百年来不一样的历史沉淀留给我们在其上曾经有过的独特的乡土气息。

承载了历史的地名,有的成了名门望族令人仰慕的地望,而更多的却成了朴实无华的凡人的籍贯,但不论是世族高门的地望还是寒族草根的籍贯,不变的却是曾经书写在那片土地上的历史印迹。

来源: 兰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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