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奎： 说说《通鉴》里的“臣光曰”

一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成书于北宋英宗治平至神宗元丰年间。史籍记载，北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英宗下诏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一部能够反映历代君臣兴亡治乱事迹的著作，以便皇帝御览资政。司马光向英宗报告说，我从年少时就涉猎群史，发现过去的纪传体史书文字繁多，即便是那些专以读书为业的人也不一定能读得过来，像您这样日理万机的人，想要知道过去各朝各代的兴亡得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自不量力，常常想自己写一部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的书，按照《左氏春秋传》的体例（即编年体），做成一部按事情发生的年月编成的书，起名叫《通志》，把历代史书当中那些浮冗之文，一概删去，让人觉得读起来不累但能博闻广见的书（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但是，要编这样一部书，靠我一个人不行，有想法但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做成。先前我曾经把已经写成的有关战国时期的八卷书敬呈您，幸蒙御览。现在您让我续成此书，若续此书，我请求还以《通志》为名。这部书要上下贯串千余年，这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我觉得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句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这两个人都以饱读史书为大家看重，我希望您能诏令他们两人和我一起修纂，“庶使得早成书，不至疏略”（后来因为赵君锡以父丧不能参与，于是英宗就让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邠代替了赵君锡；神宗熙宁二年司马光又向神宗请求调前知龙水县范祖禹参与同修，得神宗支持）。史书记载，宋英宗同意了司马光的请求，让他接着已经撰成的战国时期的著作续写战国以后的史迹，“俟书成，取旨赐名”。这就是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撰修的起始原由。而其后，也就是到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英宗驾崩，神宗继位。据《资治通鉴序》未司马光的注文记载，是年十月初开经筵，司马光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司马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通鉴》记载，“甲寅，翰林学士司马光初进读《通志》于迩英阁，赐名《资治通鉴》，亲制序以赐光，令候书成写入，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序略曰：‘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意思是说，内容广博而且得其要点，对事件的叙述简明却又周详），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这也可以称作历代典制法规的总汇，档册文牍的全书）。’” 司马光原打算写的《通志》被神宗御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千古名著《资治通鉴》名称正式诞生。

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十二月，戊辰，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校书郎、前知泷水县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并以修《资治通鉴》书成也。自治平开局，光与刘分攵、刘恕、范祖禹及子康编集，前后六任，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光于是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摘幽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二十六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便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历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降诏奖谕，赐银帛衣带鞍马。帝谓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

以上的文字，大致告诉了我们《通鉴》成书的过程。而告诉我们《通鉴》成书的这个过程的这些文字，也顺带告诉了我们许多情况。其一，司马光从小对史书涉猎广泛，有修史的基础和条件；其二，《通鉴》原本是写给皇帝御览的；其三，《通鉴》在英宗正式下诏开修之前，司马光已经有了写《通鉴》的宏伟计划并已经写成了《通鉴》的战国部分，只不过那时的名字叫《通志》并呈英宗御览；其四，英宗在下诏之前已经看到了司马光写的《通志》即后来的《通鉴》的战国部分，觉得写得不错，所以下令让他续修，这说明在此之前是司马光一个人在修，其后实际上成了官修；其五，在续修的过程中，英宗不幸驾崩，而继位的神宗继承父亲遗志，支持司马光完成未尽之事，并将司马光原来的《通志》赐命为《资治通鉴》并写了序，御赐书名及序文，事实上也奠定了后代评价《通鉴》的基本格局；其六，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从开局到成书历经十九年最终完成，神宗为此为司马光等修撰人员加官晋爵，以荣其事。

二

因为得两代帝王的青睐，更因为自身的特色，所以，自《通鉴》成书之日起就倍受后世史家和世人青睐，被具有远卓识者视作资治宝典。当然，假若我们抛开前人给《通鉴》披上的资治宝典的金色大氅，把它当成一部货真价实的史学著作来读的话，《通鉴》的特色也许更为清楚：一是通，自战国至五代1326年间16朝事迹尽入一函，可以说，一部《通鉴》在手，十六朝之事尽在眼前；二是博，从战国至五代之间“明君、良臣，切摩（切磋）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吉凶、善恶各种现象）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资治通鉴序》语）；三是取舍有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其事”。《通鉴》的这些显著特色，构成了它成为名著的坚实基础。而所以能形成这样的特色，司马光的识、才、德是关键，闪耀其间的思想是灵魂。个人觉得，其散见于各个章节中的“臣光曰”，则集中体现了司马光作为伟大的史学家的个人见解，这也是《通鉴》有别于他史而最亮眼的特色之一。也因此，我在这里想重点说说它。

三

《通鉴》里的“臣光曰”，如果改成白话文说，就是“臣司马光说”或者“臣司马光认为”。《通鉴》里所以用“臣光曰”而不用“司马光说”或“司马光认为”，是因为司马光起名叫《通志》而被宋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的文本，本来是司马光原打算写给皇帝一人御览的，所以，司马光在文本里要表达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看法时，只能用“臣光曰”来向皇帝说，“我个人认为……的意思”，因此，“臣光曰”实际上也就是臣下对皇上必有的谦词或敬语，其真实的意思就是“司马光说”或者“司马光认为”。

《通鉴》当中的“臣光曰”，应该是脱胎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等前代纪传体史书当中本纪、世家和列传之后的“太史公曰”、“班固曰”或赞语，但与司马迁、班固等人的曰或赞语不同之处，在于纪传体史书当中诸公的曰或赞语，一般都放在文末，而司马光的“臣光曰”则是根据需要放在需要评说的人或事件的叙述当中，这既是对司马迁、班固等前世史家的曰或赞语的灵活运用，更是一个创新，在我看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看司马迁、班固的赞语，它们多的时候是对传主个人生平的概括，评的成分要淡一些。而司马光的“臣光曰”多的时候都是对人对事有感而发的评说。而这种因人因事的评说，实际上是对阅读者对人或事的认识的一个及时提醒，其意义是指导性的或者提示性的，实际上是给阅读在说“这件事或这个人的行为，我觉得应该是这么看”式的，是一种耳提面命式的提醒。而这种针对一人一事或因人因事的议论或提醒，有助于阅读者开阔视野，启迪心智，扩张思维。在一定意义上说，“臣光曰”对阅读者而言，就像老师给备考的学生提供的参考资料或者参考答案一样，是在遇事时可以参考的，这是《通鉴》有别于他史的真正价值所在。往事浩如烟海，而在浩如烟海的往事中，需要人们了解的，能让人记住的，往往都是大事，而面对这些大事，个人要想对它和它们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更常见的情形，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对往事的评价，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人的见识和价值观。司马光的“臣光曰”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史识和价值观的表达，而他的这种表达，是《通鉴》一以贯之的风格。因此，我觉得如果把《通鉴》比作一盘历史大棋的叙述的话，那它其中的“臣光曰”就是这盘大棋的棋眼，读懂了“臣光曰”的价值，也就读懂了《通鉴》的价值。我们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知道，《通鉴》也就是司马光原名叫《通志》的文本，所以能得英宗和神宗赏识，是源于司马光在经筵上的侍讲，而司马光在皇家经筵上侍讲的内容，自然是叫做《通志》的内容，也就是说，《通志》实际上也就是司马光在经筵上侍讲时的讲义，而其讲义，又自然是以各代历史为素材的，其间的典故、人物自然是讲义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和必要的铺陈，而作为讲义能打动人的不仅仅是讲义里的素材，而是通过这些素材引申出来的结论。我们知道，一场演讲，能吸引人的不是铺陈的过程，而是演讲者归纳出来的结论所能带给人的启迪。司马光侍讲《通志》能打动帝王心思的，自然也不是历史故事的铺陈，而是通过历史典故的铺陈引申出来的结论，而《通鉴》中能引起帝王重视的，自然不会是那些扑逆迷离的历史故事，而是由历史故事的铺陈中所引申出来的结论，即“臣光曰”。我们知道，素材易得，归纳不易，所以，《通鉴》当中这些带有司马光个人思考和鉴史价值“臣光曰”，才是皇帝们愿意欣赏的内容，它也是我们打开《通鉴》这部资治宝典宝库大门的钥匙。

四

《通鉴》当中的“臣光曰”，事实上有三种。一种是司马光亲撰的；一种是由司马光转引其他人的评说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不是“臣光曰”的“臣光曰”，这部分内容在通鉴中数量也不少；还有一种则是司马光自己写的“臣光曰”和其他人的评语一起的，这种几个人的评语一起的“臣光曰”虽不常见，但这种“臣光曰”的份量却是显而易见的，是很重的。以下我们用一些例子，对三种情况做些说明。

西汉元帝有个宠臣叫石显，此人善佞（佞即奸邪之谓），因为受到元帝宠信，被任为中书令，他和他的好友尚书令五鹿充宗二人结成同党把持朝政。当时有一个叫京房的人，因为精通《易经》被举为孝廉，得元帝赏识任命为郞官。有一次，他借着出席元帝的宴会的机会，想劝元帝远佞臣近贤能，京房问元帝：“您觉得西周时的幽王和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幽、厉二王任用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元帝说：“是因为他们昏庸，任用的都是善于伪装的奸邪。”京房又问：“周幽王和厉王是明知道奸邪任用他们，还是觉得贤明而任用他们？”元帝说：“是认为他们贤明。”京房再问：“可是，今天我们为什么知道他们所任用的却不是贤能之人呢？”元帝说：“根据当时局势混乱，君王身处险境就可以知道。”京房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用贤能时国家必然治理的好，任用奸邪时国家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那为什么幽王和厉王不觉悟而另行任用贤能呢？为什么终究要任用奸邪以致后来陷入困境？”元帝说：“乱世君王，各自认为他所任用的官员全是贤能，假如他们能够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天下怎么还会有危亡的君王？”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知道周幽王和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任用刁竖，秦二世任用赵高，以致政治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测验自己的行为而觉悟到用人的不当呢？”元帝说：“只有治国有法的君王，才能依据往事而预测未来。”京房于是脱下官帽，叩头说：“《春秋》一书，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的君王看。而今陛下登极以来，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霜降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百姓饥馑，瘟疫流行，盗贼制伏不住，受过刑罚的人充满街市，《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备。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说：“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京房说：“陛下任用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元帝说：“今天的灾难变异胜过前代，为政者的能力也比前代强，而今出现的问题，我认为责任不在现在为政者的身上。”京房说：“前世的那些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我怕后代看今天，犹如今天看古代。”元帝过了很久才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回答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是谁。”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怎么还会用他呢？”京房说：“陛下最信任，跟他在宫廷之中共商国家大事，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就是他。”京房所指的人，就是石显，其实元帝自己也知道，他对京房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京房说完就告退了。后来，元帝还是继续信任石显。

以上的对话，是《通鉴》汉纪二十一里记载的西汉元帝和郎官京房的一段君臣对话。其后有一段司马光的“臣光曰”：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之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 （通鉴汉纪二十一）

这段话，用白话文就是这样的：

臣司马光认为（说）：君王的德行不昌明，则臣属虽然想竭尽忠心，又从何着手呢？观察京房对元帝的诱导，可以说是把道理说得十分清楚透彻了，而最终仍不能使元帝觉悟，可悲啊！《诗经》说：“我不但当面把你教训过，而且提起过你的耳朵。不但是用手携带着你，而且指示了你许多事。”又说：“我教导你是那么的恳切细致，而你却漫不经心、听不进去。”这说的就是汉元帝啊！

这是《通鉴》中最常见的一种“臣光曰”，也就是我们说的由司马光自己撰写的“臣光曰”，文字虽然不多，内涵却很丰富，它向我们指出，京房和元帝的对话，实际上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且借用《诗经》当中的话，告诉我们，既便是最优秀的老师，即便是老师耳提面命，也教不会一个根本就不想学习的人；声音再大，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司马光自撰的“臣光曰”的一般情况。所谓的“臣光曰”，实际上就是司马光对发生在前世朝堂之上的人和事的个人的看法，借此告诫后世读史者应该对此类事项保持必要的清醒。也由此，我们可以领略司马光自撰“臣光曰”的风采，也可以体会到司马光“臣光曰”的史鉴价值。

五

借他人的评语作为表达司马光自撰“臣光曰”的数量，虽不及司马光自撰的臣光曰的数量多，但这些评语的表现力却是很强的，它的内容，一般来说，都几乎都是可以代表一定时期内的定论。在这里我们仍以元帝时石显之事为例加以讨论。

《通鉴》汉纪二十一记载，石显心知自己专权，把持朝政，怕元帝一旦听取亲信的抨击而疏远自己，便时常向元帝表示忠诚，取得信任，验证元帝对自己的态度。石显曾经奉命到诸官府征集人力和物资，他先向元帝请求：“恐怕有时回宫太晚，漏壶滴尽，宫门关闭，我可不可以说奉陛下之命，教他们开门！”元帝允许。一天石显故意到夜里才回来，宣称元帝命令，唤开宫门入内。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擅皇命，假传圣旨，私开宫门。”元帝听说了这件事，笑着把奏章拿给石显看。石显抓住时机，流泪说：“陛下过于宠爱我，委任我办事，下面无人不妒火中烧，想陷害我，类似这种情形已不止一次，只有圣明的主上才知道我的忠心。我出身微贱，实在不能以我一个人去使万人称心快意，担负起全国所有的怨恨。请允许我辞去中枢机要职务，只负责后宫的清洁洒扫，死而无恨。唯求陛下哀怜裁择，再给我一次宠幸，以此保全我的性命。

这段记载之后，司马光引用了《汉纪》的作者、东汉时期的史学家荀悦对此事的评论，原文如下：

荀悦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远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远而绝之，隔塞其源，戒之极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把荀悦的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荀悦说：奸佞迷惑君主的方法太多了。所以孔子说：“要远离奸佞！”不仅不用他而已，还要驱逐到远方，跟他隔绝，把源头塞住，是防备佞人最可取的方法。孔子说：“政治的意思，就是端正。”治理国家最基本的一件事，无非端正自己而已。梗直诚实，则是端正的主干。对于品德，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授给他官位。对于能力，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让他做事。对于功劳，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颁发奖赏。对于罪恶，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加以惩罚。对于行为，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尊重。对于言谈，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相信。对于物器，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使用。对于事情，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去做。所以各种端正风气都汇集到朝廷，则下面万事没有虚伪。古代圣王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

从历史上看，佞臣一定是宠臣，而宠臣也一定是佞臣，事实上两者是一类人。西汉一代，文帝时的邓通，元帝时的石显，哀帝时的董贤，实际上是一类人。荀悦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借对汉元帝时的佞臣石显的事来说自己想说的事，他认为去佞或不被奸人所惑的最好的办法是从用人即源头开始，只要我们求真务实，听其言观其行，坐端行正，做圣王也就是平常事了。当然，我们说，荀悦把事情想简单了，事实上，去佞近贤并非易事，尽管历史上不乏明主也不缺诤臣，但自有史以来，不同朝代里昏君与佞臣相伴相生史不绝书的史实，即表明了去佞近贤实非易事。司马光借用荀悦的话，事实上也是司马光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即皇帝应该去佞用贤，方能吏治清明，国泰民安，只不过司马光的这点意思，是借用他人的评论来表达的。像这种借前人或他人的话语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用更是巧用，其表达的效果应该更佳，但不论是司马光自己写的臣光曰还是借用他人的评语而表达的“臣光曰”，他们所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的。

六

司马光自撰与他人评语一起的“臣光曰”，虽然数量没有前两类多，但其评语的份量却是我们更值得重视的，因为这类“臣光曰”的作者，都是在司马光之前或与司马光同时代的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和知名度的人所写，是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件事情的一致看法，充分体现了资料的时代价值和评论者的学识与水平。但不论是哪种“臣光曰”，都是司马光初衷的表达，也是《通鉴》当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资治价值或者参考价值的内容。《通鉴》卷291后周纪二中欧阳修和司马光二人对冯道的评语，是典型的由司马光和他人一起共同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的“臣光曰”的例子。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五代时期最著名的不倒翁冯道去世。史载，冯道少年时以孝顺谨慎闻名，后唐庄宗时代开始尊贵显赫，从此历朝官不离将军、宰相、三公、三师的职位，为人清静俭朴宽容大度，别人无法猜测他的喜怒哀乐，能言善辩，足智多谋，与世沉浮，左右逢源，曾经作《长乐老叙》，自述历朝荣誉礼遇的情况，当时的人每每用有德行度量来推重他。对这位不倒翁，欧阳修论曰：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得非高节之士，恶时之乱，薄其世而不肯出欤？抑君天下者不足顾，而莫能致之欤？

予尝闻五代时有王凝者，家青、齐之间，为州司户参军，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于旅舍，主人不纳。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所执邪！”即引斧自断其臂，见者为之嗟泣。开封尹闻之，白其事于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将上面这段文字译成白话文就是：

欧阳修评论说：“礼、义、廉、耻，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四条纲维；这条纲维不能张立，国家就灭亡。”礼、义，是统治人民的根本大法；廉、耻，是安身立命的基本节操。况且身为大臣而毫无廉耻，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的啊！我读冯道《长乐老叙》，看他的自述不讲礼义廉耻反以为荣耀，真可谓是毫无廉耻的人了，那天下国家的命运也就可以从而知晓了。

我从五代历史中找到保全节操的志士有三位，为事业而死的仁人有十五位，都是武夫战士，难道在儒者中间果真没有那样的人吗？莫非是高尚节操的士人，憎恶时势的浊乱，鄙薄那世道不肯出来？还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来不及关顾，而没能让他们出来呢？

我曾经听说五代时有个叫王凝的人，家在青州、齐州之间，担任州司户参军，因为疾病在任上去世。王凝家中素来贫寒，一个儿子还年幼，他的妻子李氏，带着孩子，背着王凝的尸骨回老家，向东经过开封，在旅店住下，店主不愿接纳。李氏眼看天色已晚，不肯离去，店主拉她的胳膊让她出去。李氏仰天痛哭说：“我是个女人，不能守住贞操，而让这只手臂被别的男人抓过了！”立即拿起斧子自己砍断那条胳膊，看见的人为她叹息流泪。开封尹听说后，将此事向朝廷禀报，优厚地周济李氏而鞭打了那位店主。呜呼！士人不自己珍爱他的身子而忍受耻辱苟且偷生的，听说李氏的高风亮节，应当稍微知道羞愧了！

欧阳修“论曰”之后，是司马光的一段评论：

臣光曰：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或以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馀年，近者四三年，虽有忠智，将若之何！当是之时，失臣节者非道一人，岂得独罪道哉！臣愚以为忠臣扰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或谓道能全身远害于乱世，斯亦贤已。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为贤哉！然则盗跖病终而子路醢，果谁贤乎？

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雠，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

把这段臣光曰译成白话文就是：

臣司马光认为：天地设置方位，圣人作为准则，用来制定礼仪、建立法律，家中有夫妇，家外有君臣。妇人随从丈夫，终身不能改变；臣子事奉君主，至死不二；这是为人之道的最大伦常。如果有人废弃它，祸乱莫过于此！范质称赞冯道德行深厚精研古道，才器雄伟度量宏大，虽然朝代变迁，人们也没有闲言，像大山屹立，不可转动！臣下我认为正派的女人不会跟从两个丈夫，忠诚的臣子不会事奉两位君主。做女人不正派，即使再有如花美貌，纺织巧手，也称不上贤惠；做臣子不忠诚，即使才智再多，政绩卓著，也不值得看重。什么缘故呢？因为大节已亏。冯道任宰相，历事五个朝代、八位君主，如同旅店看待过客，清晨是仇敌，傍晚成君臣，更换面孔、变化腔调，竟无一点羞愧，大节如此，即使有小善，哪里值得称道！

有人认为自从大唐皇室灭亡，群雄武力相争，一位帝王的兴盛衰亡，长的十几年，短的三四年，虽然有忠臣智士，又能怎么样呢！在这种时候，丧失为臣节操的不止冯道一个人，岂能单独怪罪冯道呢！臣下我认为忠臣担忧国运如同家运，见到危险敢于献出生命，君主有过失就坚决劝谏、据理力争，国家衰败灭亡就至死恪守节操。智士见国家清明有道就出来，国家昏庸无道就隐居，或者遁入山林不留踪迹，或者身居小吏悠闲自在。如今冯道论尊贵恩宠则胜过太师、太傅、太保三师，论权力责任则居各宰相之首，国家存在便拱着手闭着嘴不置可否，窃据权位无功受禄；国家灭亡便图谋保全苟且免死，迎接拜谒新主或上表劝进帝位。国君兴盛灭亡一个接着一个，冯道荣华富贵依然故我，这是奸臣之最，哪能与其他一般人相提并论呢！有人认为冯道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这也算得上贤能了。臣下认为君子只有敢于牺牲自己成全仁义，决不能为追求活命而损害仁义，哪能将专门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当作贤能呢！那么盗跖虽是大盗却生病老死，而子路虽为忠臣却被砍成肉酱，究竟谁才称得上贤能呢？

然而这不光是冯道的过错，当时的君主也有责任。什么缘故呢？不正派的女人，一般男子羞以为妻；不忠诚的小人，一般君主羞以为臣。冯道为前朝宰相，说他忠诚却背叛前君事奉仇敌，说他智慧却听任国家变成废墟；后来的君主，对他既不诛杀又不抛弃，却再任用为宰相，他又怎么肯要求自己竭尽忠诚从而能派上他的用场呢！所以说，不光是冯道的过错，当时的君主也有责任啊！

冯道是五代史上的一个传奇，历五朝八帝而后已，自诩长乐老。五代是乱世，生逢乱世，出现冯道这样的政坛长青树，不仅难得也自有其产生的土壤。对冯道这样一个历五朝而不倒的政坛长青树，北宋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且多有贬词。在欧阳修和司马光看来，礼义廉耻既是国之四维，也是人之四维。对冯道这样一个出将入相位列三公者，是做一个忠君爱民的楷模，还是做一个尸位素餐、媚骨取荣的政治投机者，是做杀身成仁的直臣还是做首鼠两端的贰臣，这是人生的大是大非问题。虽然人生于乱世，有诸多个人无能为力的事情，但面对乱世，做什么样的选择则完全取决于个人，守正和苟活，是不同的选择，当然会有不同的结局。显然，冯道在人生的大是大非面前的选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在欧阳修和司马光眼里的冯道，就是一个毫无节操、人皆可夫的政治娼妓，是一个让有廉耻之心者齿冷之人。通过欧阳修和司马光抽丝剥茧的剖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冯道。

在《通鉴》的“臣光曰”当中，像这样几位大师同时对一个人或一件事发声的例子不是很多，但本身的成色很足，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面对冯道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评价他的话，选择欧阳修和司马光对他的评价做参考，当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七

“臣光曰”的方式，应该是司马光在《通鉴》中的一种创新。编年体著作有其长也有其短，长在上下贯通，其短则是一个人或一件事往往分散在许多章节里，不易窥其全貌。如果要像纪传体著作一样，在文末进行一览子评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因人因事因发生的时间，有感而发的“臣光曰”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而且借鉴意义更为明显。

上文我们所列举的“臣光曰”的例子，只是《通鉴》中“臣光曰”的冰山一角。事实上，通鉴中“臣光曰”的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我们静下心来通读《通鉴》并胡三省的注文，再看司马光的“臣光曰”，一定会有全新的体会和收获。

首先，《通鉴》中的“臣光曰”是司马光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家对待史实科学严谨态度的体现，对发生在战国至五代间重大历史事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亮出自己的态度，该说当说，该评当评，不拘泥，不固执，既可以自评也可以他评，也可以是自评与他评相结合，不论采用哪种方式，自评自不待说，自然是司马光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而借用他评，则自然也是司马光自己毫无保留的认同。

其次，《通鉴》中引用他人评说的那些“臣光曰”，既是司马光对他人的成果的尊重也是一种审慎的选择。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是纷繁复杂的，要理清头绪，对人对事进行评说需要对事精审对人了解，一般来说，离事情发生的时间越近，离当事人越近，其对事和人的了解可信度越高，尽量用前人的话评价前人的事，更能增加说服力和可信度。

第三，历史是复杂的，要把历史上发生的对后世产生影响的人和事有选择的记录下来，其实需要的东西很多，用力用心自不待言，而记什么样的事留什么样的言为什么样的人树碑立传，对人对事如何评说，其中的分寸是需要认真拿捏的，若要做到令人信服，眼界高远、胸怀宽广、不固执己见，都是应该有的基本素养。从后世史家给司马光的评价看，司马光是具有上述素养的人。“光孝友忠信，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于学无所不通，唯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苏轼尝论光所以感人心、动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君子以为笃论。”（《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九）这样一个讲诚守一之人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也是可以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