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朝堂上的大咖们（四）

陈泽奎

公元1073年，周敦颐去世。史家有评：

是月（当年七月），知南康军周敦颐卒。敦颐初因舅郑向任，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调南安司理，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颐力与辨，逵不听，敦颐委手板，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释。调桂阳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恶少，不独以得罪为忧，而且以污秽善政为耻。累迁至广东转运判官，病作，遂求知南康以旧，至是卒。 

敦颐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黄庭坚称其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为南安司理时，通判程珦以其学为知道，使二子颢、颐往与之游。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颢尝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学者称为濂溪先生。（《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九）

史家对周敦颐的评价，着墨不多，但并不影响史家对周敦颐的高度评价。我们只看与周敦颐同时期的黄庭坚和程颢对他的评价，就可见周敦颐在时人眼里的崇高地位。另外，周敦颐与北宋铁面御史的一次邂逅，也可以佐证周敦颐的大师风范：“以周敦颐为国子博士、通判虔州。初，敦颐为合州判官，部使者赵抃惑于谮口，临之甚威，敦颐处之超然。至是抃守虔，熟视敦颐所为，乃大悟，执其手曰：‘吾几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赵抃，仁宗朝时的铁面御史，他对周敦颐的态度的转变，无疑向我们证明了周敦颐处事超然的大师风范。

大儒周敦颐，其让人记住了他的名字的，是他的名篇《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皆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爱莲说》的盛名，很多的时候，让人只知道有《爱莲说》，不知道有周敦颐，在一定程度上说，《爱莲说》的广泛影响，影响了人们对周敦颐宋代理学鼻祖及其重大贡献的重视程度，让人误以为周敦颐只是一个吟花弄草的文人骚客，而忘记了周敦颐大儒的身份，而事实上，周敦颐在北宋理学亦即中国哲学史上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才是值得我们铭记、也是周敦颐大放异彩的地方。周敦颐不仅是北宋理学的启蒙者，廉学的创立者，他给北宋、中国哲学的贡献还在于培养了北宋理学中程学的创立者程颢、程颐兄弟。人生幸事，莫过于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在北宋理学家、程学的奠基人眼里，他与周敦颐的关系，相当于先圣曾点与孔子的关系，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由此，我们说，周敦颐对中国古代哲学、北宋理学的贡献，无人能及。也可以说，周敦颐、二程及邵雍、张载，共同成就了北宋理学、北宋哲学的辉煌，也成就了中国哲学的一时之盛。由此而言，周敦颐的一生让我们顿生敬仰，也由此让廉溪先生，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

公元1077年邵雍去世。史家有评：

癸丑，颍州团练推官邵雍卒。雍受《易》于李之才，探赜索隐，衍伏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万馀言。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在洛，雅敬雍，为市园宅，雍名其居曰安乐窝。以荐授将作主簿，后补颍州团练推官，皆固辞；及受命，竟称疾不之官。程颐尝与议论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九月，庚戌，赠颍州团练推官邵壅秘书省著作郎，赐粟帛。以知河南府贾昌衡言，雍行义闻于乡里，乞赠恤也。宰相吴充请于帝，赐谥康节。雍初与常秩同召，雍竟辞不起，士大夫高之。（《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二）

史家对邵雍评价，粗线条地给我们勾画了一个邵雍的大致轮廓，如学《易》有成，与当世贤达有私谊，终身不仕，理学造诣深厚，因义行闻于乡里，死后被神宗赐谥康节，总体上看，作为北宋理学造诣已臻内圣外王之境，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共称北宋理学五子的邵雍来说，上述的评语有些单薄。看《宋史》本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富有生气的邵雍：

邵雍字尧夫。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已而叹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

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义》八卦六十四卦图像。

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及执亲丧，哀毁尽礼。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

司马光兄事雍，而二人纯德尤乡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言，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宋史.邵雍传》）读宋史本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安于陋室、博通古今的通儒的形象，而另外的一段的记载却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身居陋室者却时常心忧天下的仁者的形象：“庚辰，命王安石提举编修三司令式。时天下以新法骚然，邵雍屏居于洛，门人故旧仕州县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雍，雍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寡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何益邪！’” （《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八）王安石变法，因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引发了众多的议论，周敦颐的许多门人因此都想因此引退，当其社会纷扰之际，周敦颐认为这正是需要贤者尽力之时，希望他们能尽力而为，减少变法给百姓带来的困扰，让老百姓能得到更多的收获，表现出了一个大儒的悲悯情怀。

公元1085年程颢去世。史家有评：

丁丑，宗正寺丞程颢卒。

颢十五六时，与弟颐闻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释、老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颢卒，文彦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颐序之曰：“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程颢的最高官阶即为宗正寺丞，品级不高，在北宋神宗朝堂上不属于出将入相的一类人物，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当朝及后世的深远影响。看史家的评论，则只侧重于程颢的学术造诣和成绩，而事实上程颢的生活与作为，远比史家在其死后的简短评语丰富，也更有内涵，在程颢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世人眼中明道大儒的气质。

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先，不饰辞辩，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帝尝使推择人材，颢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及弟颐为首。又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帝尝召颢，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居职数月，章疏屡上。又论时务十事，大略以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理物。圣人之所必为者，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急，在讲求设施如何耳。”帝嘉纳之。

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每进见，必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王安石之说既行，颢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疏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诸路提举官多非其人，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凡十馀事。以言不用，求去。帝令颢诣中书议，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颢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之。”安石为之愧屈。乃出颢为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上疏言：“台谏之任，朝廷纲纪所凭，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进职而去，臣恐纲纪自此废弛。臣虽无状，敢以死请。”乃改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

是月，河溢澶州，曹村埽决。镇宁佥判程颢方救护小吴，相去百里，州帅刘涣以事急告颢，一夜驰至。涣俟于河桥，颢谓涣曰：“曹村决，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当为，请尽以厢兵见付，事或不集，公当亲率禁兵以继之。”涣即以本镇印授颢，曰：“君自用之。”颢得印，不暇入城省亲，径走决堤，谕士卒曰：“朝廷养尔辈，正为缓急耳！尔知曹村决则注京城乎？吾与尔辈以身捍之！”众皆感激自效。论者或以为势不可塞，徒劳人耳，颢命善泅者度决口，引大索以济众，两岸并进，数日而合。（以上三条资料见《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七）

以上数例，让我们看到一个忠君爱民，学贯古今，担当任事，孜孜不倦终身求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通儒的形象，其作为体验出了在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仁者的胸怀，其弟、北宋另一位理学家程颐评价其兄为“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是至当之评，非溢美之辞。

公元1107年程颐去世，史家有评：

庚子，宣义郎致仕程颐卒，年七十五。 

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尝言：“吾无功泽及人，唯缀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耳。”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渊源所渐，皆为名士，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尹焞、杨时尤著。世称颐为伊川先生。（《续通鉴》宋纪九十）

史家对程颐的评语，突出了三个方面。一方面是程颐治学的情况，其方法是博览群书，于书无所不读，而其治学的路径则是由四书为基础而达于六经，告诉我们程颐的学养是在儒学典籍基础上的博学与通达。史家评语的第二方面，是告诉我们，程颐的言行举止一以先圣为师，让自己言行举止都能合于礼仪合于道，为前贤先圣传其衣钵。第三方面则是告诉我们程颐为人师表，诲人不倦，桃李芬芳，一批名士都出其门下，许多人受其教诲，尊师重道，故而出现了程门立雪的千古美谈。

从程颐的人生经历看，也曾有入仕问政，甚至也曾有为帝师的机遇，但因其凡事以圣人为师的自我约束，在各种场合下总显得格格不入，事实证明，缀辑圣人遗书、诲人不倦，是他最好的职业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也因此成就了一个理学家的辉煌人生。

作为北宋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弟子、北宋理学洛学开山祖师的二程，对北宋理学的发扬光大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哲学在宋代的创新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程颐在创立洛学过程中的贡献，与其兄既是同胞兄弟而两人的贡献也在伯仲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在弘扬理学或者洛学的过程中，伊川先生的名分甚至高于其兄程颢。

公元1077年，张载去世。史家有评：

前同知太常礼院张载卒。载家居，与诸生讲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其家婚丧嫁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世称横渠先生。（《续通鉴》宋纪七十二）

史家对横渠先生的评价，简之又简，让我们觉得张载的一生，何其短矣。而实际上，在这几十字的评语里，却把张载一生的修为做了极为精道的表述，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当是张载理学思想的精髓，也是关学的精髓，这也是张载及其关学成为宋代理学源头之一的重要基石。而史籍当中有关张载的一些记载，可以帮助我们对千年前的这位理学大师及其关学有更多地认识：

壬寅，以张载为崇文院校书。载少喜谈兵，以书谒范仲淹，仲淹曰：“名教中自有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后与程颢兄弟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焉用傍求！”至是以御史中丞吕公著荐，召见，问以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帝悦，遂有是擢。它日，见王安石，安石曰：“新政方行，欲求助于子。”载曰：“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续通鉴》宋纪六十七）

这段记载，文字虽然不多，但反映的内容却很丰富，把张载向学、交游以及张载对人对事的态度都做了很好的交待。而我们顺着这些线索去探究张载的人生，就会发现，横渠先生一生的修为，最终凝结成了光耀千秋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万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横渠先生的自励、自求，也是宋以来凡有所作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养成的最高追求。

……

以上，我们列举的曾经活跃北宋神宗朝堂之上的大咖们，也仅是神宗朝堂上时至今人我们还能耳熟能详的一部分，而事实上，神宗朝堂之上，让我们惊讶的精英仍可箕扫箩揽，只是他们的名气较上述所列大咖们稍逊而经常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情形，就像我们常见的竞技场上的情形，人们经常记得的只是那些获奖者，而那更多的参与者，他们中间其实不乏优秀者，但他们的优秀往往都被获奖者们的光环淹没了，这让我们不由地想说，也许是他们生错了时代，假若他们不是和上述大咖们都挤在神宗的朝堂上，他们个个都会是光芒耀眼的大明星。当然，值得庆幸的是，北宋神宗的朝堂上，因为大咖云集，精英荟萃，也让我们记住了神宗朝，记住了神宗朝堂上那些名气或大或小、作为或正或邪的那一朝的人物，因为他们的出现，也因为他们的才华，使得北宋神宗一朝在中国历史上绽放出别样的风采，文学、史学、理学亦即中国哲学呈一时之盛，同时也出现了王安石变法这样波浪壮阔的社会变革的政治壮举。也因此，我们说，神宗是幸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有机会分享北宋神宗朝堂上的大咖们留给我们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