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朝堂上的大咖们（三）

陈泽奎

公元1083年，富弼去世。史家有评：

丙申，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韩国公富弼卒，谥文忠。 

弼年八十，怀不能已，上疏论治道之要曰：“臣闻自古致天下治乱者，不出二端而已：谀佞者进，则人主不闻有过，惟恶是为，所以致乱；谠直者进，则人主日有开益，惟善是从，所以致治。臣自离朝廷，退居林下，间亦仰知时政，大率谀佞者竞进，谠直者居外，虽有在朝者，盖恐触忤奸邪，亦皆结舌不敢有所开陈。”疏奏，帝谓辅臣曰：“富弼有疏来。”章惇曰：“弼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盍令分析孰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岂可令分析！”王安礼进曰：“弼之言是也。”罢朝，惇咎安礼曰：“右丞对上之言失矣。”安礼曰：“吾侪今日曰‘诚如圣谕’，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安得不谓之小人？”惇无以对。

…… 

弼恭俭好礼，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气色穆然，不见喜愠。其好善疾恶，盖出于天性。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弼忠义之性，老而弥笃，家居一纪，斯须未尝忘朝廷。（《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七）

史家给富弼的评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富弼“好善疾恶，盖出于天性”，“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是经典语录也是富弼人生的深切体会；“忠义之性，老而弥笃”，人上七十古来稀，年届八十，仍“怀不能已”，退休多年仍“斯须不忘朝廷”，这是史家对一个三朝元老的充分肯定。作为三期元老，富弼一生精彩纷呈，个人认为，富弼一生最能体现其忠义之性和卓越才能的事情，当属充任特使，出使辽国与契丹人的斗智斗勇。

史籍记载，宗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出任知制诰，纠察在京师的刑事案件。官吏中有伪造僧侣名册，开封府不敢治罪。富弼告诉执政者，请求将官吏捉拿交付狱吏，宰相吕夷简不高兴。 正好辽国在边境驻扎军队，派遣大臣萧英、刘六符前来索要关南土地。朝廷选择聘答的人员，都认为辽国情形不能预测，不敢前行，吕夷简因此推荐富弼。欧阳修引用唐朝大臣颜真卿晓谕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出使之事（颜真卿被宰相卢杞排挤出使，为李希烈扣押，最终遇害），请将富弼留在京师，吕夷简没有上报朝廷。富弼就入朝进对，对仁宗说：“人主忧虑臣下耻辱，臣下不敢爱惜生命贪生怕死。”仁宗为此深受感动，因此让富弼承担接待辽使、出使辽国的任务。有关富弼出使辽国的精彩瞬间，在史籍中完整的描述，我们择其要点援引如下：

辽主谋亲帅师南伐，意未决，乃幸旧相张俭第，使尚食先往具馔，俭却之，进葵羹、干饭。辽主食之而甘，徐问以南伐之策，俭极陈利害，且曰：“第遣一使问之，何必远劳车驾！”辽主悦而止。复即其第赐宴，器玩悉与之。是月，辽遣南院宣徽使萧特默、翰林学士刘六符来，使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地，且问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兵戍之故。

壬申，命弼为接伴使。弼以二月丙子发京师，至雄州，久之，特默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劳，特默称足疾不拜，弼谓曰：“吾尝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礼也？”特默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及特默等至，命御史中丞贾昌朝馆伴。廷议不许割地，而许以信安僖简王允宁女与辽之皇子梁王洪基结婚，或增岁赂；独弼为结婚为不可。 

辛未，授弼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将使弼报聘故也。弼曰：“国家有急，惟命是从，臣职也，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固辞不受。

初，富弼、张茂实以结婚及增岁币二事往报辽人，惟所择。弼等至辽，特默已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刘六符为行宫副部署。辽主命六符为馆伴。六符言北朝皇帝坚欲割地，弼曰：“此必志在败盟，假此为名。南朝有横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坚执，事安得济？”弼曰：“北朝无故求割地，南朝不即发兵，而遣使好辞更议，此岂南朝坚执乎？” 

及见辽主，弼曰：“两朝继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辽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竞请举兵，朕以为不若遣使求关南故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弼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其身谋，非国计也。”辽主惊曰：“何谓也？”弼曰：“晋高祖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北朝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牜刃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计，北朝用兵，能保必胜乎？”曰：“不能。”弼曰：“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辽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门者，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势不得不增。城隍皆修旧，民兵亦旧籍，特补其阙耳，非违约也。”辽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详。然朕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乎？”辽主无言，徐曰：“元昊称籓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丽、黑水，岂尝报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于陛下曰：‘向不知元昊与弟通姻，以其负恩扰边，故讨之，而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处之？’”辽主顾其臣国语良久，乃曰：“元昊为寇，岂可使南朝不击乎？” 

既退，六符谓弼曰：“吾主耻受金帛，坚欲十县，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尝言：‘朕为人子孙，岂敢妄以祖宗故地与人！昔澶洲白刃相向，章圣尚不与关南，岂今日而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县，不过利其租赋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资国用。朕念两国生民，不欲使之肝脑涂地，不爱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弃好，朕独能避用兵邪？澶渊之盟，天地神祇，实共临之。今北朝先发兵端，过不在朕。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谓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当共奏，使两主意通。” 

翼日，辽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问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欢好之久耳。”辽主曰：“得地则欢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闻之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岂肯失祖宗故地邪？且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则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朕非忘燕蓟旧封，亦安可复理此事，正应彼此自谕耳。’”既退，六符谓弼曰：“皇帝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结婚可议耳。”弼曰：“结婚易生衅，况夫妇情好难必，人命修短或异，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才四岁，成婚须在十馀年后。今欲释目前之疑，岂可待哉？”弼揣辽人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资送不过十万缗耳。”由是辽人结婚之意缓，且谕弼还。弼曰：“二议未决，安敢徒还！愿留毕议。”辽主曰：“俟卿再至，当择一事受之，宜遂以誓书来也。”弼还奏，复授弼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又辞不受。

癸亥，弼与茂实再以二事往，于是吕夷简传帝旨，令弼草答辽人书并誓书，凡为国书二，誓书三。议婚则无金帛。若辽人能令夏国复纳款，则岁增金帛二十万，不则十万。弼奏于誓书内增三事：一，两界塘淀毋得开展；二，各不得无故添屯兵马；三，不得停留逃亡诸色人。弼因请录副以行。中使夜赍誓书五函并副，追及弼于武强授之。弼行至乐寿，自念：“所增三事，皆辽人前约，万一书词异同，则彼必疑，吾事败矣。”乃密启副封观之，果如所料，即疏报。又遣其属宋诚、蔡挺诣中书白执政。帝欲知北事，亟召挺对便殿，乃诏弼，三事但可口陈。弼知此执政阴谋，乃以礼物属茂实，疾驰至京师，日欲晡，叩閤门求对，阁门吏拘以旧制当先进名，对仍翼日。弼责之，遂急奏，得入见，曰：“执政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国事何！”帝急召吕夷简等问之。夷简从容曰：“此误耳，当改正。”弼语益侵夷简。晏殊言：“夷简决不为此，直恐误耳。”弼怒曰：“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遂诏王拱辰易书。其夕，弼宿学士院，明日乃行。

富弼、张茂实以八月乙未至辽，翼日，引弼等见辽主，辽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离，或公主与梁王不相悦，固不若岁增金帛。但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弼曰：“‘献’乃下奉上之辞，非可施于敌国。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邪？”辽主曰：“南朝以厚币遗我，是惧我也，‘献’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重惜生灵，故致币帛以代干戈，非惧北朝也。今陛下忽发此言，正欲弃绝旧好，以必不可冀相要耳。”辽主曰：“改为‘纳’字如何？”弼曰：“亦不可。”辽主曰：“誓书何在？取二十万者来。”弼既与之，辽主曰：“‘纳’字自古有之。”弼曰：“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当时所遗，或称‘献’、‘纳’，亦不可知。其后颉利为太宗所禽，岂复更有此礼？”辽主见弼词色俱厉，度不可夺，曰：“我自遣使与南朝议之。”于是辽主留所许岁增金帛二十万誓书，壬寅，遣耶律仁先、刘六符来议“献”、“纳”字。 

乙巳，弼等还至雄州，诏：“即以弼为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闻。”弼奏曰：“彼求‘献’、‘纳’二字，臣以死拒之，其气折矣，不可复许。” 

乙丑，辽北院枢密副使耶律仁先、汉人行宫副部署刘六符入见，以誓书来。仍议文书称“贡”，论者难之。仁先曰：“曩者石晋报德本朝，割地以献，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见。”议论相持不决。朝廷用晏殊议，以“纳”字许之。（上述引文均见《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四）

读史籍当中富弼临危受命接待辽使、出使辽国，以及在此过程中斡旋周回，持正凛然，好像在看一部充满惊险情节的侦探小说，每一个情节都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作为这部惊险剧中的主人公，富弼凭借着进退有度，往来有节的大智大勇，将一场孕育着重大险情的边疆危机，瞬间消弥于萌芽阶段，表现出了一个忠心爱国的政治家的老练与智慧，也因此奠定了其后政治生涯的坚实基础。而富弼处理突发性重大外交危机的精彩表现，给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当然，作为北宋名相的富弼，出使辽国也只是其一生当中尤为出彩的一幕，而作为名相，富弼在辅政、执政上也有上佳表现。

辛亥，帝问执政：“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对曰：“须以渐厘改。”又问：“以宽为治如何？”吴奎对曰：“圣人治人固以宽，然不可以无节。《书》曰：‘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又问前代宗室，弼对曰：“唐时名臣，多出宗室。”奎曰：“祖宗时宗室皆近亲，然初授止于殿直、侍禁、供奉官，不如今之过也；朝廷必为无穷计，当有所裁损。” 

戊寅，帝问执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对曰：“明皇初平内乱，励精求理，为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至祸乱。人主惟在择人，决不可使奸人当国事也。”吴奎曰：“明皇用王忠嗣统制万里，可矣；安禄山之桀黠，亦令统制万里，安得不兆乱乎！”帝皆以为然。 （以上两条见《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二）

冬，十月，丙申，富弼罢。王安石专权自恣，弼度不能争，常移病不入中书，久之遂辞位。章数十上，许之，问曰：“卿既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如何？”弼亦默然。加检校太师，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诣阙，即除司空兼侍中，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帝意不乐故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七）

戊戌，判汝州富弼致仕。 

弼至汝两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弼虽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帝虽不尽用，而眷礼不衰。王安石尝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称‘老臣无以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其敬之如此。（《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九）

史书当中的这些记载，是对富弼在神宗朝堂上的作为做了细致的记录，也因此给我们留下了了解富弼一生政治作为的珍贵资料，比如富弼主张进行渐进式的变革，治国重在择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知大局、识大体、忠于职守的政治家的富弼的形象。

公元1097年，文彦博去世。史家有评：

五月，丁巳，太子少保致仕潞国公文彦博卒，年九十二。 

彦博逮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元祐间，契丹使耶律永昌、刘霄来聘，苏轼馆客，与使入觐，望见彦博于殿门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邪？”问其年，曰：“何壮也！”轼曰：“使者见其容，未闻其语。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异人也！” （《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五）

看史家对文彦博的评价，突出的感觉，活得长，比什么都强。当然，像文彦博这样，位高、权重、寿长者，当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兎，这不仅在北宋朝，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数里面的少数，出将入相五十年，寿过鲐背，耳不聋，眼不花，“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这样的人，被人目为异人，确实名副其实。但史家的过于简短的评论，与一个历四朝，出将入相五十年，寿至鲐背之人的一生的丰富经历比起来，似乎多少还是有些不匹配。我觉得有必要给他增加一点必要内容，让这位被人目为“天下异人”者的形象更加丰满一点。其实，从史书记载看，文彦博除了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些不同于凡人的特点之外，他在北宋仁宗到哲宗的四朝政治舞台上，是甚得人望的宰相之一。

以忠武节度使、知永兴军文彦博为吏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为户部侍郎、平章事。是日宣制，帝遣小黄门数辈觇于庭，士大夫相庆得人。后数日，翰林学士欧阳修奏事殿上，帝具以语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于梦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哉！”修顿首称贺。

癸卯，以龙图阁直学士张昪权御史中丞。帝尝谕执政，以昪清直，可任风宪，故使代孙抃。时富弼初入相，欧阳修复为翰林学士，士大夫咸谓三得人云。

甲辰，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郓州庞籍为昭德节度使、知永兴军，寻改知并州。 

籍过京师，入对，帝新相文彦博、富弼，意甚自得，谓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选，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

（《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五）

以上三条资料显示，在仁宗之时，文彦博实际已经是深孚人望的宰相了。而文彦博在仁宗朝的相位上的表现，则显示出他过人的胆识和能力。

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大雪，帝在禁庭，跣足祷天，及旦而霁。百官就列，帝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左右或以指抉帝口出涎，乃小愈，趣行礼而罢。

戊午，宴辽使于紫宸殿，宰相文彦博奉觞诣御榻上寿。帝顾曰：“不乐邪？”彦博知帝有疾，错愕无以对；然尚能终宴。己未，辽使入辞，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帝疾作，扶入禁中。彦博以上旨谕辽使，遣大臣就驿赐宴，仍授国书。彦博与两府俟于殿阁，久之，召入内副都知史志聪等问帝起居状，志聪等对以禁中事不敢泄，彦博怒叱之曰：“上暴疾，惟汝曹得入禁闼，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为邪？自今疾势小有增损必白。”仍命引至中书取军令状，志聪等皆听命。及夕，皇城诸门白当下锁，志聪曰：“汝白宰相，我不任受其军令。”由是禁中事，宰相无不知者。庚申，诣内东门小殿问起居，帝自禁中大呼而出。宫人扶侍者皆随出，谓彦博等曰：“相公且肆赦消灾。”彦博等退，始议降赦。

帝既不省事，两府但相与议定，称诏行之。两府欲留宿禁中而无名，辛酉，彦博与富弼建议，设醮祈福于大庆殿，两府监之，昼夜焚香，设幄宿于殿西庑。志聪等白故事两府无留宿殿中者，彦博曰：“此岂论故事时邪！”遣近臣祷于在京寺观，天下长吏祷于岳渎诸祠。

知开封府王素尝夜叩宫门，求见执政白事。彦博曰：“此际宫门何可夜开！”诘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为变者，欲收捕治状，彦博曰：“如此则张皇矣。”乃召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问都虞候某者何如人，怀德称其良谨可保。彦博曰：“此卒有怨，诬之耳，当亟诛以靖众。”众以为然。时富弼以疾谒告，彦博请刘沆判状尾，斩于军门。彦博初欲自判，王尧臣捏其膝，彦博悟，因请沆判之。及帝疾愈，沆谮彦博曰：“陛下违豫时，彦博斩告反者。”彦博以沆判呈帝，帝意乃解。

帝之得疾也，贾昌朝阴结右班副都知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于大庆殿庭两府聚处，执状抗言：“国家不当穿河于北方，致上休不安。”文彦博知其意，顾未有以制。数日，二人又上请皇后同听政，亦继隆所教也。史志聪等以状白执政，彦博召二人诘之曰：“天之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汝罪当族！”二人惧，色变，彦博曰：“观汝，真狂愚耳，未忍治妆罪，自今无得复尔！”及议遣司天宫定六塔于京师方位，彦博复遣二人往。继隆请留之，彦博曰：“彼何敢妄言，有人教之耳。”继隆不敢对。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东北，非正北，无害也。” （《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六）

上述资料表明，仁宗因为祈天求雪时的激情表演，导致中风，龙体欠安并有不虞之危，此情此景，事实上隐含着我们所熟知的宫变的危险。当此之际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出现我们在史书上常见的皇上龙体欠安，近臣和内臣相互交结乱政的可能。在此关键时刻，文彦博表现出了政治家的机智和胆识，果断地处置了有可能出现宫乱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使一切有可能产生不可知的苗头都消弥于萌芽状态，保证了仁宗晚年北宋政坛的正常运转。

在英宗朝，文彦博则有定策之功。

英宗以濮王之子而能立为皇子、入继大统，虽首倡之功不在文彦博，但作为仁宗朝的宰相也是得仁宗信任的宰相，在仁宗立嗣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史载：

文彦博、富弼等之共议建储，未尝与两府谋也，枢密使王德用闻之，合掌加额。于是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曰：“陛下临御三十馀年，而储副未立，臣僚多以此事为言，大臣亦尝进议，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遂生嫌疑之论，此不思之甚也。《礼》曰：‘一人元良，万国以正。’盖谓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庙之重，亦所以绝臣下之邪谋。伏望择宗室之贤者，依古礼文，且以为子，既可徐察其贤否，亦可俟皇子之生。（《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六）

这条资料表明，作为宰相的文彦博、富弼，实际上立储之议的发起者，实际上也就是公开建议立储者，虽然立谁为储最终是由仁宗说了算，但宰相的建议以及相关议题的形成以及如何选择一个既让仁宗满意又能托付国事的皇储的甄别工作，宰相的价值是不能低估的，这一点，也许最终入继大统的英宗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庚辰，以淮南节度使兼侍中文彦博为枢密使。初，彦博自河南入见，帝（英宗）谓曰：‘朕在此位，卿之力也。’彦博对曰：‘陛下登储纂极，乃先帝圣意，皇太后协赞之功，臣何与焉！’帝曰：‘备闻始议，卿于朕有恩。’彦博逊避不敢当。帝曰：‘暂烦西行，即召还矣。’彦博行未至永兴，亟有是命，又遣中使促之。（《 续通鉴》宋纪六十三）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段对话，当时英宗的心里话，当也充分肯定了文彦博的定策之功。

在神宗朝，文彦博则表现出了成熟的政治家的持重。

帝谓文彦博等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韩绛曰：“为政立事，当有大小先后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爱，乃能有济。” 这条资料表明，神宗继位之初，极想有所更张，但作为老臣，文彦博和韩绛则是委婉的劝谏年轻的皇上施政如调琴瑟，当有大小先后之序，实际上也就是劝皇帝施政应有轻重缓急，不可冒进。

五月，癸酉，帝谓文彦博等曰：“丁渭、王钦若、陈彭年何如人？”彦博等各以所闻对，因言：“当时修建宫殿，皆谓等开之，耗祖宗积储过半，至今府库不复充实。”帝曰：“王旦为宰相，不得无过。”韩绛曰：“旦尝谏，真宗不从；求去位，又弗许。”帝曰：“事有不便，当极论列，岂可以求去塞责？”（《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六）

资料中所说丁渭，是真宗朝的佞臣之一，在他为相之时为讨仁宗欢心曾大兴土木，致使国库空虚。文彦博的回答，是在劝谏神宗，祖宗创业不易，当思爱惜民力，不可妄作。神宗说佞臣有过，宰相当力谏的话，听上去也有道理，实际上有给祖宗开脱的味道，试想，在一个人主说一不二的时代，如果人主要做他所渴望的事情，加上一班近臣的极力撺掇之下，一个宰相的极论，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下面这条资料，就是最好的证明：

文彦博亦言青苗之害，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尝与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交结，帝遣使潜察府界俵钱事，适命二人。二人使还，极言民情深愿，无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续通鉴》宋纪六十七）

从这条资料看出，神宗所谓人主、佞臣有过，宰相当尽力进谏不该以辞位以免责的说法，显然是个说法而已，他自己的言行已经明确地向我们表达了人主拒谏、一意孤行比其纳谏要容易得多。

戊子，庆州广锐卒叛，转运司以闻，帝召二府，出奏示之，深以用兵为忧。枢密使文彦博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不当有所偏听。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冯京曰：“府界溉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帝曰：“询访邻近百姓，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王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 《续通鉴》宋纪六十八）

市易司既立，至果实亦官监卖，彦博以为损国体，敛民怨，致华岳山崩，为帝极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王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先是韩绛与安石协力排彦博，每议事，绛多面沮之，又置审官四院以夺其权。彦博内不平，坚求补外，帝遣中使召入，押赴枢密院者数矣。至是求去益力，遂以守司徒兼侍中、河东节度使、判阳河。 （《续通鉴》宋纪六十九）

这两条资料表明，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下，文彦博还能如实地向神宗反映，青苗法、市易法在推行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希望神宗能督促有关人士进行调整，但神宗囿于己见，不肯稍改。表现出文彦博有谏臣之胆，但皇帝和王安石没纳谏之量。

是冬，判河南府文彦博奏疏言：“臣闻昨来西师出界，中辍而还，将下师徒，颇有饥冻溃散，以碍人众，不行军法。今便欲再举，何以励众？又，运浪远涉，颇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没。伏望圣慈深察王师之举，必有边将谋臣首开端绪以误大计，若不深责，无以励后。”又言：“近闻西师已还，中外但知时暂歇泊，而未有分屯解甲之旨，人情忧疑，皆虑王师必有再举之计。臣窃观陛下临御以来，选拔将校，训齐师徒，修治器械，储峙糗粮，皆众智所不及。夏人昏乱，自致天讨，陛下赫然命将出师，以伐有罪。师行以来，捷音屡上，虽未能覆其巢穴，系其君长，而所遇辄克，战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数路进军，弥历累月，馈挽不资，民疲供给，将士冲寒冒苦，备极勤劳。臣以为国威既已震矣，将士之力亦已殚矣，百姓供馈亦已竭矣，今日正当劳徠将士，安抚百姓，案甲养威，以全前日之胜，此宗社无疆之休也。若师徒暂还而复出，士气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调发复兴，诸路深入而转饷益远，如此，则师之胜败恐未可知，而前功或丧，此天下之深忧也。”（《 续通鉴》宋纪七十六）

上面这条资料是神宗五路伐西夏失利之后，文彦博给神宗的奏折，文中以一个深谙世事的老臣的见识，为神宗剖析战争的得失，力劝神宗劳徕将士，安抚百姓，案甲养威，应该尽量避免“若师徒暂还而复出，士气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调发复兴，诸路深入而转饷益远，如此，则师之胜败恐未可知，而前功或丧”的被动局面。这份奏折，其心也急，其情也切，表达了文彦博对神宗朝国事的深切担忧。而他的这分担扰并没有引起神宗和王安石的重视，却为其后哲宗朝的绍述者留下了一封借以清算的真实记录。

如果说，从仁宗朝到神宗朝的文彦博曾有过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的话，那在哲宗亲政之后就只剩下走麦城的噩运了。哲宗继位之初，高太皇太后重帘听政之时，对四朝老臣文彦博恩礼优渥：

诏太师致仕文彦博肩舆赴阙，令河南津置行李。

壬寅，诏：“文彦博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以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皇太后欲用彦博为右相，刘挚、王觌并言彦博春秋高，不可为三省长官。硃光庭亦三上章，以为：“彦博师臣，不宜烦以吏事。若右相，则吕公著、韩维、范纯仁皆可为之。”帝问司马光，光对曰：“若令彦博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亦足尊老成矣。”又言宜为右相者莫如吕公著，帝皆听之。又诏：“彦博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辅臣议事；如遇有军国机要，即不限时日，并令入预参决。”

辛亥，文彦博入对，命其子贻庆扶掖上殿，赐贻庆金紫章服。

壬午，诏：“文彦博已降旨令独班起居，自今赴经筵都堂，凡同三省、枢密院奏事，并序官位在宰相上。” （《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九）

己丑，以文彦博累章乞致仕，诏十日一赴朝参，因至都堂议事，仍一月一赴经筵。

（《续通鉴》宋纪八十）

上述几条材料，向我们展示了哲宗继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对文彦博超高的尊崇和恩遇。但好景不长，随着高太皇太后离世，元祐之政即告结束，随着绍述的愈益高涨，文彦博也被罗织到了元祐党人之中，开始被人清算。

甲辰，张舜民罢监察御史，依前权判登闻鼓院。 

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乱，强臣争权，乾顺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册使刘奉世等幸勿遣，缘大臣有欲优加奉世者，为是过举。”大臣，指文彦博也，故舜民有是责。 

八月，辛巳，右司谏贾易罢知怀州。自苏轼以策题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轼、颐交恶，其党迭相攻。易独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

初，文彦博复居政府，期年，即求去。诏曰：“西伯善养老，而太公自至；鲁缪公无人子思之侧，则长者去之。公自以为谋则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时，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际，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乱之效，于斯可见。”彦博读诏耸然，不敢言去，复留四年。至是请去不已，庚戌，诏以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令所司备礼册命。壬子，彦傅乞免册礼，从之。甲子，宴饯彦博于玉津园。（《续通鉴》宋纪八十一 ）

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辈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张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帝以为然。许将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挥，编修文字，乞便施行。”从之。（ 《续通鉴》宋纪八十四）

甲申，太师、致仕文彦博，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 

闰月，丙戌朔，诏文彦博诸子并令解官侍养，司马康追夺赠官。（ 《续通鉴》宋纪八十五）

上述几条材料，告诉我们，文彦博本该是一个功德圆满、晚年安享天伦之乐的成功人士，而文彦博本人其实也是一个明世事、知进退的明白之人，只因为高太皇太后的隆恩礼遇和哲宗的一再挽留，为表达对朝廷和高太皇太后的恩典的敬畏，诚惶诚恐地行走在哲宗的朝堂上，不幸，哲宗朝的绍述，事实上已经背离了神宗朝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在张惇、蔡京等人主导下的所谓绍述实际上变成了权臣们相互倾轧，或借绍述之名行专权、泄愤之实。而在这场以绍述为名的政治斗争中，文彦博的遭遇，有些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味道，也因此，文彦博虽没有受到贬黜、流徙、编管的处分，但也没逃过被降级和降低待遇的处理。文彦博一生的经历，正应了那句老话：“活不老，经不了”，也让我们再一次感叹，人生不易，世事难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