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朝堂上的大咖们（二）

陈泽奎

公元1072年，欧阳修去世。史家有评：

八月，甲申，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卒。太常初谥曰文，以配韩愈。常秩方兼太常，与修相失，乃言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字，实抑之也。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至于再三，志气自若。治郡简而不扰，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奖引后进，如恐不及。曾巩、王安石、苏洵、洵之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为文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五代以来，文体卑弱，至是一变而复于古。修殁后数日，诏求其所撰《五代史记》，后与官修《五代史》并行。（《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九）

史家对欧阳修的评价都是正评。“太常初谥文，以配韩愈”。唐代名相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继汉魏建安风骨之后古文运动的旗手，文名冠唐宋八大家之首，欧阳修“文丰约中度高而明，信而通，五代以来，文体卑弱，至是而复而古”，这个评价应该是中正、客观的，其成就足可以和韩愈比肩。而欧阳修在文学上值得称道的，除了其著名文论如《朋党论》、《醉翁亭记》等之外，其大成者当属个人撰著的《新五代史》，这是自隋朝以来官修史书之后为数不多的和官修史书并行的史书，由此可见其成就之高，由此也奠定了欧阳修在宋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人想用谥号来贬损欧阳修本该属于他的地位，其实是徒劳的，因为不论是谥为文，还是谥为文忠，其实无损欧阳修在唐宋时代的文学地位。

如果说欧阳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让我们不能望其项背，但那也仅是他辉煌人生的一部分，而他在其他领域的突出成就也值得我们敬仰。

其一，自强自律，虽百折而不回。“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至于再三，志气自若”。欧阳修因其屡建谠言，曾数次被贬，但不论身处何方，不改初衷，表现出了士大夫的气节。

其二，为政简宽有度。“治郡简而不扰，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欧阳修关于为政“简”与“宽”的阐述，既是一个熟练的政治家的见解，也是他在执政时的遵守：“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开封府。修承包拯威严之后，一切循理，不事风采。或以为言，修曰：‘人各有短长，不能舍所长强所短也。’” （《续通鉴》宋纪五十七）欧阳修在开封府任上这种在实践中能“一切循理，不事风采”亦即重视实际不走形式、不做哗众取宠之事的行政风格，是对他关于为政宽、简的最好诠释，也是需要为政者极须用心的体悟，它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各种事务都是有启迪意义的实例。

其三，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奖引后进，如恐不及。曾巩、王安石、苏洵、洵之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识人、鉴人、用人，既要独具慧眼，也还需要有被人超越之后能够耐得住寂寞的恢宏胸怀，在这一点上，欧阳修表现出来的是师者的气度。

第四，“权知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榜出，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或为祭文投其家。然文体自是遂变。”（《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六）欧阳修对五代以来嚣薄之人目为时尚的险怪奇涩的太学体进行抵制，使之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一人，成就了欧阳修在宋代文坛上倡导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的旗手地位。

第五，个人撰写《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得史家认可，能与官修的《五代史》即《旧五代史》并列行世，表明了欧阳修在史学、文学上的崇高地位。

第六，放言直谏，勇于担当。史籍记载，“初，英宗以疾未视朝，太皇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未同，修未尝不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请，前此执政多口弇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 （《续通鉴》宋纪六十五）因为性真，因为担当，得罪人的事自然不少，但与“恩欲归己，怨使人当”者相比，表现出来的是欧阳修的高尚品质。

当然，欧阳修的一生中，也有争议或被人诟病的事项，比如英宗朝的“濮议之争”，造成了严重的舆论分歧，有人以为，在这场风波中，欧阳修的作为，有媚上的嫌疑。这个嫌疑，事实上也影响了欧阳修个人的声誉和士评。

公元1101年，范纯仁去世。史家有评：

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范纯仁卒，年七十五。 

纯仁疾革，呼诸子，口占遗表，命门生李之仪次第之。大略劝帝清心寡欲，约己便民，绝朋党之论，察邪正之归，毋轻议边事，易逐言官。又辩明宣仁诬谤曰：’本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又云：“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者也。”诏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宣，书碑额曰“世济忠直之碑”。 

纯仁性宽简，不以声色加人，义之所在，则挺不少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尝言：“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每戒子弟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亲族有请教者，纯仁曰：“唯俭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书之坐隅。（《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七）

史家对范纯仁的评价，突出了两个方面：忧国与治家。忧国，弥留之际，范纯仁仍在忧虑国事：“疾革，呼诸子，口占遗表，命门生李之仪次第之。大略劝帝清心寡欲，约己便民，绝朋党之论，察邪正之归，毋轻议边事，易逐言官。又辩明宣仁诬谤曰：’本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而事实上，范纯仁的忧国之情，一以贯之，有其父范仲淹的遗风，是先天下之忧。史籍记载：

纯仁自陕西转运副使召还，帝问：“陕西城郭、甲兵、粮储如何？”对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为皆言粗？”对曰：“粗者，未精之辞，如是足矣。愿陛下且无留意边功，若边臣观望，将为它日意外之患。” 

（《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七）

范纯仁自和州徙知邢州，未至，癸巳，诏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庆州。纯仁过阙，入对，帝曰：“卿父在庆著威名，卿今继之，可谓世职。卿随侍既久，兵法必精，边事必熟。”纯仁度必有以开边之说误帝者，对曰：“臣儒家，末尝学兵法。先臣守边时，臣尚幼，不复记忆。且今日事势，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缮治城垒，爱养百姓，臣策疲驽不敢辞。若使开拓封疆，侵攘边境，非臣所长，愿别择才帅。”帝曰：“卿才何所不能，顾不肯为朕悉心耳。”（《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

范纯仁和神宗的两次对话，充分地体现了范纯仁对国家的忠诚和对边事的慎审态度以及对热衷边事者可能给国家带来危害的担忧。特别是对话当中的有关陕西边地城郭、甲兵、粮储“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的“三粗”的回答，并非敷衍了事的应付，而是基于对有人妄动边事的担忧的机智应对。兵事，实为危事。轻言兵事，以边衅为务者，实际上是把国事当儿戏，有识者不为。“臣儒家，末尝学兵法。先臣守边时，臣尚幼，不复记忆。且今日事势，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缮治城垒，爱养百姓，臣策疲驽不敢辞。若使开拓封疆，侵攘边境，非臣所长，愿别择才帅”，这番回答，虽然神宗不甚满意，但范纯仁忠君、爱国、忧民的情怀却跃然纸上。

治家方面，史家则突出了对范仲淹注重家风养成的肯定与欣赏。家风的养成，是需要言传身教。言传，主要是日常的教育或家训等；身教则是要身体力行。言传的方面，诚如上文所言，范纯仁对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视，其中的几句名言，“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唯俭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这些充满睿智与哲思的话语，不仅可以是范氏家人的座右铭，也是我们当今每一个想增加自身修养的人需要牢记的座右铭。而身教，范纯仁亦是身体力行。“性宽简，不以声色加人，义之所在，则挺不少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尝言：‘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宽简”，“不以声色加人”，表明了很好的个性修养；“义之所在，则挺之少屈”，则表明在道义上、操守上，正直有节操；在生活上，“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在做人上，“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能够做到忠、恕，这些都是难得的高贵品质，对子孙后世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也为我们留下了古代真正的正人君子的高大形象。

范纯仁的一生所为，的确配得上史家给他的正评。在这里我们举一个范纯仁“义之所在，则挺之少屈“的例子。公元1093年，“苏辙罢。先是辙上疏曰：‘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顾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黜罢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它，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自籓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以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奏入，不报。”“辙又具札子言札子言：‘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皆不与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帝固不说，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蘖之。及面论，帝益怒，遂责辙以汉武比先帝，辙曰：‘汉武，明主也。’帝曰：‘卿意但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明主乎！’帝声甚厉，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范纯仁从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呵斥奴仆。”邓温伯越次进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纯仁曰：’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帝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帝为之少霁。辙平日与纯仁多异，至是乃服，退，举笏谢曰：‘公，佛地位人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三）上面这一大段文字，告诉我们苏辙为什么被罢，当然是因为他写了对颇得神宗和王安石信任的吕惠卿等人的作为的恶评以及新法存在的问题的奏折，因为奏折引起了当政者和皇帝的不快，所以在有了被罢的处理。但是，毫无问题，这份资料却也详尽地告诉我们，事情发生时，正是哲宗在章惇等人蛊惑下一力奉行绍述的激情时刻，朝堂之上邪气迷弥，对涉及变法及绍述的人和事，尤其是与圣意有违的事，许多人噤若寒蝉，明哲保身唯恐不及，在此情况下，范纯仁仍能挺身而出，为平时与自己意见多有不同的苏辙仗义执言，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了“义之所在，则挺之少屈”的人格魅力。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我们应该为范纯仁“义之所在，则挺之少屈“的士节赞叹，也应该为有这样的古人而点赞。

公元1101年苏轼病逝于常州。史家有评：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忌恶，不得久居朝廷。（《续资治通鉴》宋纪九十二）

史家对苏轼一生的评价很简约，但其中的信息量却很丰富。“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一句，告诉我们苏轼兄弟为文的技艺是得之家传；“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这句话告诉我们，苏门三学士以文章自然天成，如行云流水，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而自许，反映出苏氏父子豪放不羁的文士性格；而“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忌恶，不得久居朝廷”，则告诉我们，自从应考直到出入侍从皇帝，必定以忠于君主作为根本，忠心的规劝卓识的议论，正直而有大节，群臣没有超出他的。但被小人所忌恨排挤，不让他安心处于朝廷之中。

史家给苏轼的上述评语，与苏轼丰富多采的一生相比，有点过于简约，事实上，史籍当中有关苏轼的记载很多，其中有一些例子，则相对生动地体现了苏轼较为真实的形象和他特有的气质。

命殿中丞苏轼直史馆。帝在籓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人翰林，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也，它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久而用之，则人无异辞，今骤用之，恐天下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累之也。”帝曰：“与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帝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它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四）

权开封府推官苏轼出通判杭州。初，轼直史馆，王安石赞帝以独断专任。轼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安石见之大怒，使侍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八）

这两条材料之中，其中第一条资料表明，苏轼的才华，在出道之初就已名闻天下，至少在英宗在东宫之时就已知道了，在英宗眼里，苏轼的才华堪当大任，而且是无所不能，由此可见，苏轼的才华是当时已经为人所称道。第二条资料则表明，他不随波逐流、苟合取容的个人气质。

苏轼的一生，几乎都是与才气二字相关。

是夕，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急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前年为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轼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轼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曰：“臣虽无状，不敢自它途以进。”太皇太后曰：“此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太皇太后泣，帝（哲宗）亦泣，左右感涕。已而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辛酉，诏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汝州。帝每怜轼才，尝语辅臣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成之。”辅臣有难色，帝曰：“非轼则用曾巩。”其后巩亦不副上意，帝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蔡确、张璪受命，王珪独以为不可。明日，改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于是卒出手劄，徙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上表谢，且言有田在常州，愿得居之。帝从其请，改常州团练副使。 （《续通鉴》宋纪七十七）

从上述几条资料所反映的内容中我们知道，苏轼成也因才，败也因才，因才成名，因才遭妒，仕途蹉跎和才华横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苏轼而言，上天赋予了泼天的本事，却也给他在生活中种下了无数的荆棘，使其一生仕途充满了坎坷。但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仕途的坎坷和多变，并没有影响苏轼的才华的展露，反倒是因了这仕途的失意和坎坷以及命运的多变，极大地丰富了东坡先生的人生，使其才华得以全方位的展示，成就了东坡先生多采人生。他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就是在流放岭南时所作，而其名篇《石钟山记》也是他在被贬任汝州团练副使游历湖口石钟山时所记。

苏轼一生的不幸，源于他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史书记载，“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诗赋、明经诸科悉罢，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

“时议者多欲变旧法，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独以为不必变，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皁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唯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事何异！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今议者所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举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上之所向而下自趋焉。若俗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矣。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易入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者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任化者也。至于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识大义，而望其人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史书记载，“议奏，帝曰：‘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帝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轼退，言于同列，安石滋不悦。帝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乃命轼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六）这份资料告诉我们，因为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优劣以及对朝政得失的鞭辟入理的分析和精道见解，对神宗如何选择变法起了解疑释惑的作用，引起了神宗的高度关注，神宗准备委以重任，但因其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引发了王安石的极大不悦，当时王安石正得神宗信任，几乎是言听计从，因而苏轼本该“修中书条例”的任用被王安石换成了开封府推官，这个变化事实上隐含着明升暗降的味道。

因为和王安石政见不同，因而苏轼的政治生涯从此得到了支持王安石变法者们的特殊“关照”，而著名的乌台诗案是他不幸的开始，而这桩冤案的发起人，就是得王安石提携的李定等人。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而将御史台称作乌台，则是缘于汉代的一个典故，故而汉代以后，乌台也即御史台，而御史台也可称乌台。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御史台的言官李定等人告发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有对皇上不敬之辞，进而在苏轼的其他诗集中寻章摘句，指摘苏轼攻击朝政，反对变法，迭成诗案，招致苏轼身陷囹圄。此事后经被史家誉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为苏轼辩诬而告一段落，但其影响却伴随了苏轼一生，这也是苏轼的政敌将其列入元祐党人迭遭清算的至为重要的证据。 

苏轼旷世的才气，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他的政治才能，而具有挺挺大节的苏轼，曾被仁宗目为宰相之器。事实上，苏轼的行政能力也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主政开封府，本是王安石想以琐碎之事来抑制苏轼，但苏轼却以过人的业务能力让自己大放异彩。

主政杭州，本来是苏轼与执政者不和的一个无奈选择，但他在杭州的所作所为却让他名垂青史。　

杭频海，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导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复浚西湖，引水入运河，溉田且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给于江，潮水游河，泛溢阛阓，三年一浚，为居民大患，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茆山、盐桥二河，以茆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以馀力修治六井，民稍获其利。轼曰：“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馀，复请于朝，得度牒以募役者。堤成，南北径十三里，植芙蓉、杨柳于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曰苏公堤。（《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一）

杭州苏公堤的修建及建成，造福当时，惠及后世。苏公堤与苏轼在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才华横溢的苏轼。试看他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整阙词，气势磅礴，一如长江东去，苏轼的才情亦如浩荡入海的江水奔涌而出。

苏轼一生的痛点在于言语之觞，因言成名，因言获谴。“轼在翰林，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以书戒之曰：‘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皆言语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轼不能从。”（《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这段话既包含了朋友对苏辙的劝诫也顺带着向我们刻画了一个真实的苏轼，终其一生，因言语（才华）而生，为言语（才华）而觞，这也是苏轼一生留给自己最大的缺憾。

公元1083年曾巩去世。史家有评：

是月（1083年4月），中书舍人曾巩卒。巩为文自成一家。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帝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吕公著尝言于帝曰：“巩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至大用。 （《续通鉴》宋纪七十七）

从这段文字看，史家对曾巩的评价，侧重于对他的文学成就和他的交友。曾巩在文学上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为文能自成一家”，这是史家对其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交友方面，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与王安石的关系，在地域上说是乡党，从关系上说是少年同游，同时也是王安石与欧阳修相识的牵线人。这种关系，对曾巩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应该说，欧阳修对曾巩和王安石都有知遇之恩和提携之功。从曾巩和宋神宗的对话看，曾巩对王安石有较深的认识，这种认识既有对其才华、能力的充分肯定，也有对其性格缺陷的深刻认识。其中“勇于有为，吝于改过”一句，应该是对王安石一生功过的准确评价。而吕公著对曾巩的评价，“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也应该是对曾巩一生的准确评价。当然，从《宋史》本传看，曾巩其实也还是一个政声不错的为政者，他的《越州赵公救灾记》，既是他的名篇，也反映出他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和对能解百姓于水火的官员的欣赏，从一个侧表达了曾巩关心民间疾苦的士人情怀。

公元1075年，韩琦去世。史家有评：

戊午，司徒兼侍中、太师、魏国公、判相州韩琦卒。前一夕，大星殒州治，枥马皆惊。帝（神宗）发哀苑中，哭之恸。发两河卒为治冢，帝自为碑文，篆其首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赠尚书令，谥忠献，配享英宗庙廷，常令其子若孙一人官于相，以护丘墓。 

琦识量英伟，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或谏曰：“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琦叹曰：“是何言也！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一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子忠彦使辽，辽主闻知其貌类父，即命工图之，其见重如此。琦天姿朴忠，家无留资。尤以奖拔人材为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时谓之“富韩”云。（《续通鉴》宋纪七十一）

史家给韩琦的评价很高，是神宗朝的大咖当中正评分最好的一位，也是史家评语当中少有的把一个人的去世与大星殒落、枥马皆惊等少见的自然异相联系在一起的一位，而评语当中的用词的成色都很足，像“识量英伟”这样褒意四溢的评语，表明韩琦格局大，站得高，看得，识见高远；喜愠不见于色，表明其很好的修养和气度；而厚重比周勃这样的评价，是对韩琦定策之功的充分肯定；政事比姚崇，则是对韩琦行政能力的充分褒奖。周勃是汉初高后和惠帝朝的名相，讷于言而敏于行，因平定诸吕安刘而名垂青史；姚崇，唐初的名相，历武后、睿宗、玄宗三朝，最终辅佐玄宗成就了开元盛世。厚重如周勃，政事比姚崇，这样的评语，放在韩琦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立刻觉得这个人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了。作为政治家、一代名相的韩琦，一生政治作为中，最值得我们称道的，当然是“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这里面的“再决”二字，当指韩琦在嘉祐间亦即仁宗立嗣问题上的作为以及英宗治平年间辅佐英宗选嗣、定嗣的作为。一个人，一生当中有机会两次定策，机遇和能力，当缺一不可。

北宗仁宗晚年的朝堂内外，并不平静。朝堂之外，西边的西夏，北边的契丹，让仁宗时刻焦虑不安；朝内，膝下无子，更让仁宗心神不宁。外朝的边患，可以用岁币得以安慰，但后堂空虑却让已届晚景的仁宗倍感焦虑，也让朝野上下忧心忡忡。好在仁宗还算理智，臣下们也算善解人意，经过多年的纠结之后最终君臣们打成一致，由仁宗的哥哥濮王的儿子赵曙来接老赵家的户口本。在这场关乎大宋其后命运的立嗣过程中，张镇、司马光、欧阳修、包拯等一干忠臣的劝谏自然功不可没，仁宗的理智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其中，韩琦在君臣之间穿针引线的作用却更为关键。

初，韩琦既默喻光所言，后十日，有诏令与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同详定行户利害，洙与光屏人语曰：“日者大飨明堂，韩公摄太尉，洙为监察，公从容谓洙曰：‘闻君与司马君实善，君实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书，欲发此议，无自发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烦公也，欲洙见公达此意耳。”于是光复具奏，且面言：“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此不详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悟，曰：“送中书。”光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矣。”琦等皆拱手曰：“敢不尽力！” 

初，司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书，内复出知江州吕诲章。宰相韩琦与同列奏事垂拱殿，读光、诲二章，未及有所启，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顾曰：“宗室中谁可者？”琦曰：“此事非臣等所可议，当出自圣择。”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惠；大者可也。”琦请其名，帝曰：“宗实，今三十许岁矣。”议定，将退，琦复奏曰：“此事甚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来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启之，帝曰：“决无疑矣。”琦曰：“事当有渐，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时宗实犹居父丧，乃议起复秦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帝喜曰：“甚善！”琦又曰：“事不可中止，陛下断以不疑，乞从内批出。”帝曰：“此岂可使妇人知之，只中书行可也。”遂降此诏。 

帝自至和末得疾，廷臣多请早立嗣，帝悉未许，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怠。琦尝独请建学内中，择宗室之谨厚好学者升于内学，冀得亲贤。因属大事，欲以此感动帝意，乘间即言宜早立嗣。帝曰：“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后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汉书·孔光传》怀之以进，曰：“汉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之主，犹能如是，况陛下乎！愿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于是因光等言，卒成帝意。（以上资料见《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九）

己卯，诏曰：“人道亲亲，王者之所先务也。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聪知仁贤，见于夙成。日者选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数至其第，乃崇执谦退，久不受命，朕默嘉焉。夫立爱之道，自亲者始，其以为皇子。”辛巳，帝悉召宗室入宫，谕以立皇子之意。 （以上资料见《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

以上资料，较为完整的记录了韩琦在仁宗立嗣、英宗赵曙最终成为太子的过程，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一立大策过程中韩琦的重要作用。而其后，韩琦在英宗朝的作为，则体现出一代名相在政治生活中极其纯熟的处事能力。

帝初以忧疑得疾，举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太后对辅臣尝及之，韩琦因出危言感动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见得宫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太后惊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同列为缩颈流汗。或谓琦曰：“不太过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间有传帝在禁中过失事，众颇惑之，琦曰：“岂有殿上不曾错一语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琦固不信也。”传者亦稍息。

方帝疾甚时，云为多乖错，往往触忤太后，太后不能堪。昭陵既复土，韩琦归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书付琦，琦启之，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琦即对使者焚毁，令复奏曰：“太后每说官家心神未宁，语言举动不中节，何足怪也！”及进对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道所以，且曰：“老身殆无所容！”琦曰：“此病故耳，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怿。欧阳修继言曰：“太后事先帝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先帝在位岁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闼，臣等五六书生尔，若非先帝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 

它日，琦等见帝。帝曰：“太后待我无恩。”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馀尽不孝邪？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耳，父母岂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是亦不复言太后短矣。（《续通鉴》宋纪六十一） 

戊申，皇太后出手书付中书，还政。先是帝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间日御前后殿视朝听政，两府每退朝，入内东门小殿覆奏太后如初。韩琦欲还政天子，而御宝在太后所；乃因帝祈雨还，令御宝更不入太后阁。尝一日取十馀事禀帝裁决，悉皆允当。琦退，与同列相贺，因谓曾公亮等曰：“昭陵复士，琦即合求退；顾上体未平，迁延至今。上听断不倦如此，诚天下大庆。琦当于帘前先白太后，请一乡郡，须公等赞成之。”于是琦诣东殿，覆奏帝所裁决十馀事，太后每事称善。同列既退，琦独留，遂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退！我当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所不及。”因再拜称贺，且言：“台谏亦有章疏乞太后还政，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琦即厉声命仪銮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微见太后衣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二）

上述材料，告诉了我们许多的信息，英宗所以能继大统纯属天意，实在是天上掉馅饼。也许是这洪天之富来得太快，也许是因为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实在太大太沉，让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赵曙，犹如后世人写的《儒林外史》中备受落第煎熬多年的范进，猛然听到中举喜极而疯一样，赵曙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忽然出现不能自控的疯癫症状。这让在仁宗时备受冷遇、本来毫无问政意念的曹太后，却竟意外地有了垂帘听政的机会。一时之间，谗言四起，皇帝和太后之问的关系陡然由母子关系变成了相互猜忌的危险状态。如果处理不当，猜忌最终会变得后果更为严重的宫斗。在此情况下，韩琦以他的老练，机智灵活地在皇帝和太后之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步消除误会，并抓住机会果断地让太后还政于英宗，最终让有可能成为的宫斗消弥于无形之中，韩琦的政治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让我们看到了北宋一代名相的政治风采。

如果说，仁宗立嗣是韩琦的一策之功，那么其后他辅佐英宗立赵顼（即神宗）为太子，并辅佐他顺利继位，则是他一生当中的“再策”之功。

先是帝久服药，监察御史里行刘庠奏请立皇太子，帝不怿，封其奏。一日，宰相韩琦等问起居退，颍王出寝门，忧形于色，顾琦曰：“奈何？”琦曰：“愿大王朝夕勿离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职。”琦曰：“非为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语，凡处分事皆笔于纸。

辛丑，帝疾增剧，辅臣问起居罢，琦复奏曰：“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帝颔之。琦请帝亲笔指挥，帝乃书曰：“立大王为皇太子。”琦曰：“必颍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帝又批于后曰：“颍王顼。”琦曰：“欲乞即今晚宣学士降麻。”帝复颔之。琦召内侍高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草制。学士承旨张方平至榻前禀命，退而草制。壬寅，立皇子颍王顼为皇太子。帝既用辅臣议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泪，文彦博退谓韩琦曰：“见上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亦不能无动也。”琦曰：“国事当如此，可奈何？”皇子始闻命，辞于榻前者久之。（《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四）

帝初晏驾，急召太子，未至，帝复手动，曾公亮愕然，亟告韩琦，欲且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复生，乃太上皇。”愈促之。 （《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五）

韩琦的再策，虽然没有一策那样的曲折复杂，因为赵顼至少是英宗亲生的。但是，英宗的子嗣不只一个，谁做太子且最终能顺利地入继大统，其实是有变数的。作为一代政治家的韩琦自然心知肚明。他先是给赵顼面授机宜，让他在英宗病体日见沉重时应该不离左右时时尽孝，而当在韩琦的斡旋下，英宗最终决定立嗣的关键时刻，韩琦既要英宗立字为凭，还要英宗在诏书中一定要写明是何王继统等等，甚至在英宗有可能死而复生时众人不知所措之际，果断表态，太子继统不变，英宗升格为太上皇。这份胆识和定力，其定策之功实不下于第一次定策，也印证了韩琦自己的诺言：“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一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

韩琦一生当中引发士论争议最大的事件，当是由他和欧阳修等人始作俑的“濮议之争”。韩琦为什么要兴尊濮之议？在时人看来，作为英宗信任的宰相的韩琦，肯定是出于讨好英宗固宠之举，但是从韩琦一生的作为看，个人以为也许把它当成韩琦安抚英宗的一个不当举措更为恰当。从更为人道的角度讲，对一个被皇冠的重责压得喘不过气而疾病缠身的人而言，让他做一些他想做的事，为其减轻一些心理压力，也说得过去。但我们说，即便如此，这样的事，也当无伤大雅方好，不应该是原则问题。但不幸，我们说，发生在北宋英宗朝的“濮议之争”，实际上应该叫做濮礼之争，双方争论的焦点，表面上看，只是给濮王什么样的名分，是该称皇伯还是皇考，但实际上这个名分涉及的是皇位继承的法统的重大问题 ，是涉及到讲法理还是讲人情的原则问题：若讲法理，英宗既然已经承袭了仁宗的衣钵而入继大统，自然就应讲法统，尊仁宗而薄濮王；若讲人情，既然濮王是皇帝的亲生父亲，儿子入继大统，自然也该尊礼亲生父母，这也合乎人情。我们局外人看，其实双方各让一步，也没什么不好，我们一贯的传统就是天理国法人情，这样似乎更符合实际。修庙还是建坟，何处建庙哪里修坟以及庙修多大坟做多高，何时祭祀如何祭祀，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人祭祀，有庙没人祭祀没有烟火，庙则是冷庙；坟虽说是没有庙的庄严，但如果时常有人祭奠，也是热坟；是礼叔叔还是礼亲爹，说到底也是人家老赵家的家事，事实上别人管不管也是一样的。只可惜，古人就是古人，他们所以有许多人被后世目为社会的脊梁，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一根筋，讲理、讲法、讲道统已经融入到了血液里，家事国事天下事，对重视气节的士大夫而言，不讲理、不讲道统，毋宁死！因此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没有硝烟的朝堂之上的义理之争，经常会演绎成以命相博的战场。这样的例子非宋朝独有，其实史不鲜见，如明朝嘉靖朝、神宗万历朝都曾发生因为礼仪之争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的喜剧。濮议之争，英宗虽然不是尊濮的始作俑者，却是渴望尊濮的最坚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对尊濮者青眼相加，对反对尊濮者白眼相对，在他眼里，亲情高于一切，法理可以让位于亲情，鱼和熊掌都要得。我们说，如果没有英宗发自内心地强力支持，濮议之争就只会是个说法，也许连说法也只能是个别人在私底下的嘀嘀咕咕。而作为北宋英宗朝“濮议之争”的始作俑者韩琦，启动“濮议”，应该是他政治生涯里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平日里总能明辨是非的一代名相，忽然之间有了不合规矩的举动，总能让人产生媚上的联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