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经典树碑，为经典立传 ——陈泽奎《中国编辑》访谈录（2018年）

引言

发现经典，传播经典，为经典树碑为经典立传，使之传之久远，应当是职业出版人的职业理想。

所谓经典，就是指那些能够名扬当世同时又能传之后世的作品。经典作品，应该分为两个大的范畴，一个是经典名著，一个是经典名篇，简单说就是图书和文章，名著名篇。中国有倡导经典阅读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将《诗》由三千首变成三百零五篇（俗称诗三百）以及历代的各种文选，影响较大的如南朝萧梁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清代吴乘权、吴调候叔侄的《古文观止》，都是倡导经典阅读的成功范例。《诗》三百篇和《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现在看，它们既是名著也是名篇的集大成者。《读者》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倡导、引领经典阅读的最成功的范例，或者叫倡导、引领经典名篇阅读的最成功的范例，这种倡导或引领不仅成就了它期刊中排头兵的地位，也成就了它成为品牌型的名刊。当然，它在成就自己的过程中，也使许许多多的名人名作得以彰显，成为了名人名作广泛传播的平台和媒介，使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成为经典有了渠道和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说，《读者》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自觉传承中国经典阅读的优秀传统，自觉担当了引领经典阅读的责任。作为职业出版人，躬逢盛世，能够在职业生涯中参与经典作品搜集、整理、传播，为之树碑为其立传，使之传之久远，应该是我们的职业骄傲。

《中国编辑》：

读者集团拥有“中国期刊的第一品牌”——《读者》杂志，集团名称更是以她来命名；2018年初，《读者》杂志再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读者》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您曾说过，《读者》的灵魂在于她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请您结合《读者》的选文标准，谈谈她的文化价值观与编辑思想内核以及如何在优秀文化的传播中体现其自身价值？

陈泽奎：

自上世纪80年代起，《读者》杂志名闻遐迩。2006年《读者》的月发行量曾经创纪录的达到1003万份。因而，《读者》成功的原因的探讨，一直是刊界的热门话题。发表的专著、论文，就一份杂志的专门研究而言，可谓可观。仔细阅读这些专著和论文，给人能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们所关注的问题。概括起来，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杂志发展过程的细节的挖掘；二是对杂志装帧设计、栏目设置的分析；三是对杂志经营模式的探究；四是杂志选文风格的分析；五是杂志办刊宗旨的解读；六是对杂志审美情趣的分析；七是林林总总的关于个人在办刋过程中的作用的描述。个人以为，对一本杂志的研究而言，涉及的面足够广，内容足够丰富。但个人同时也认为，研究还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化的东西。我以为，一本杂志的价值取向，也即是杂志的精神魂魄更值得研究。人无精神魂魄，即是一副皮囊，杂志无魂魄即可视为精神垃圾。要考察一个人对社会是不是有用的人，我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考察他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三观”正确，那他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也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三观”不正确，那我们说，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人，他对社会而言，负面作用有可能大于正面作用。对一个人的考察，应该看他的“三观”。如果我们要考察一份刋物对社会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时，我们该拿什么做标准呢？通常，我们会用“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版政策法规为标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个人认为，单有上述标准是不够的，笼统地说用“二为”、“双百”、出版政策法规衡量办刊是好还是坏，虽然从表面上看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实际上却失之机械。实际上，毎一种刊物是有灵魂的，而这种灵魂又是通过办刊人对刊物内容的把控体现出来的。个人认为，一种刊物，符不符合“二为”、“双百”、出版政策法规，只是取得了刊物的通行证，刊物与刊物的好、坏之分则是通过刊物的内容特别是刊物是不是有“魂”而表现出来的，而刊物的这个“魂”，个人认为就是办刊人的文化价值取向。一种刊物取什么，弃什么，完全取决于办刊人的文化价值观，是通过对文章的选择和对什么事表示褒扬、对什么事表示贬斥体现出来的。《读者》的成功，不仅仅表现在什么节点上创刊、什么节点上采取了何种经营策略和做了多少公益、如何包装上，因为与它同时创刊、经营策略比它精细丰富、做公益不比它差、包装远比它精美的刊物不在少数，许多和它同时且当时名气、实力在它之上的刊物在昙花一现之后凋零了。我认为，《读者》的成功，就在于在“文革”结束、我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自觉充当了优秀价值观的弘扬者。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是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呢？我以为，正义、公平、善良、友爱、诚信、平等、仁慈、大度、宽容、自律、谦虚、礼让都是它的范畴。如果以此为参考来考量《读者》刊发的文章，以它们为主旨的文章可谓俯拾皆是，而且是几十年一以贯之。正其如此，也就使得刊物有了能打动人心的东西，使之能够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东西，与千千万万阅读者能够产生共鸣也就不难理解，因此而长盛不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回看《读者》发行量的几个高点，都是编者很好地把握了正向文化价值观的时点。

做一个优秀价值观的弘扬者的角色，对1980年代初期创刊的杂志来说，正当其时，也是创刊者的智慧之处。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拨乱反正之年，也是中国人思想极其活跃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人价值观由极度单一向多元取向转化时期。人应该怎样生活？什么样的人是高尚者？什么样的人生更有价值？这些问题是当时人们急切需要找到正解的问题。正向的、优秀的文化价值观既是国人的渴望，也是正本清源的利器。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从古今中外的视角，向国人提供路标性的参考资料者如凤毛麟角。

时代的需要为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精神产品提供者打开了通天大道。谁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谁就拿到了进入通天大道的通行证。显然，在这场智者的游戏中，《读者》找到了破解迷局的钥匙。《读者》杂志在办刊之初在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上做了正向选择。文章的选择脱离了生硬和明显的标签式的用阶级以分优劣的表达，突破了地域和社会形态的藩篱，更多的时候是用全新的视觉，选取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足以体現人性高尚的细节来表达编者的价值取向和认同。从大的方面看，这种正向的文化价值观主要表现在既有对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也表现在对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接纳和汲取，并使两者在杂志的内容搭配上相互交融，形成了杂志自身的风格。从小的方面看，这种正向的文化价值观，表现为不拘内外，凡优秀者为我所用的用文取舍。也即是说，在对待不同背景的文化上采用理性、客观的唯物主义态度，摒弃了“文革”时期单以阶级、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做形而上学的判断和取舍。而杂志的这种探索，不是通过大张旗鼓的群众运动式的宣扬，也不是通过政府的强力推动来普及，它是通过取之人们生活中的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以随风而至随雨滋润的方式把严肃的探索变为春雨润物的浸润，把激烈的争辩变成了温婉的细语。正其如此，沉重的话题，变成了轻松的恳谈，因而也是它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上述的认识，既是《读者》在办刊过程中的遵循和实践，也是真正体现它自身价值的地方。

《中国编辑》：

《读者》与读者可谓唇齿相依、一衣带水。2017年6月，“首届读者大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响应了国家对于全民阅读的号召，更加拉近了《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读者》创办者之一的胡亚权认为《读者》最核心的东西便是读者关系管理得好。在新时代，您认为读者关系管理的关键是什么？如何更有效地做　好编读往来工作？

陈泽奎：

《读者》杂志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读者关系的管理应当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个人觉得，《读者》在读者关系的管理上有一些成功的探索。首先是让读者参与办刋，这就是诚邀读者荐稿，这个举动让广大的读者有了参与感，至今读者的荐稿仍然是《读者》杂志刊发文章的重要来源。其次是《读者》创刊之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直坚持的不定期的阅读奖评选活动，极大地吸引了读者的参与与关注，为《读者》杂志的社会影响力形成及品牌形成起了助推作用。第三是“编读往来”和“心声”栏目的设置。“编读往来”，实际上编辑和读者的互动；“心声”既是编辑和读者的互动也是两者之间的交流。通过这两个栏目，既可以最直接地收集到广大读者阅读杂志的感受，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收集到广大读者改进刊物质量的各种建议或意见，及时改进办刊方面存在的问题。第四是短信评刊和微信评刊。这两种方式都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杂志社读者关系管理与时俱进的结果。当然，我列举到的这些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在实际工作中这些方式在读者关系管理中经常交互使用，并不机械，并非过了这个时点，这种方式就不用了。在我看来，《读者》最成功最关键的读者关系管理，就是实行开门办刊——让读者荐稿、参与办刊，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读者参与的兴趣，同时也增强了杂志与读者的粘性。未来，公司将继续保持和发扬杂志社在办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同时也与时俱进，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尽量增强与读者的互动与参与感，使杂志直正成为编辑与读者相互进行思想、学术、文化、情感交流的平台，同时也应努力使杂志变成读者自己的杂志。

《中国编辑》：

《读者》杂志多年来坚持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好文章，因此成就了她精品期刊的地位。内容质量是刊物的生命线，《读者》的编辑是如何对内容质量进行把关的？读者集团对其质量考核提出了什么要求？

陈泽奎：

质量，对一切产品、商品而言，都是其生命线。图书、期刊作为特殊的产品、商品，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具有商品属性。因其如此，其质量，也就有了特殊的要求。首先是要满足意识形态属性的要求，要符合时代精神，要有正确的政治导向，需要向社会输出正能量。其次，它必须具有优质产品或者商品的基本属性。图书、期刊作为商品或产品，其质量，应该从形式（装帧）、内容上保持一定的水准。比如一篇好的文章，应该逻辑清晰，行文流畅，语言清新，阅读感好；比如好的装帧，应该是典雅、大方、良好的艺术感等。出版物的质量管理，其实是包括了意识形态质量（政治质量）和编辑质量管理两大部分。而编辑质量的管理又包括装帧、内容编辑、编校质量。在一般情况下，各出版单位，都会在法律和行业规范的指引下制定符合法律规范和行业标准的适合自身企业规划的管理制度。这些由企业自主设立的企业规范或制度，都是在上位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大同”而“小异”。出版物质量管理真正的难度，不在于制度或规范的制定，而是在于在制度和规范的框架下，怎样生产出艺术性或者说读者认同感强，也就是受大众群体欢迎的出版物。对我们公司而言，《读者》杂志是核心产品，《读者》杂志的质量管理，要点在于严格的稿件选择上。首先是它要在海量的可供选择的稿件中选出适于杂志刊载的文章；其次是《读者》杂志最终得以刊载的文章，都是经过多次筛选甚至经过沉淀的作品，如何优中选优，同时通过编辑的工作使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第三编辑要按杂志风格最终进行职业化的严格筛选。编辑的职业化筛选就包含了对行业规范和读者、社会需要以及杂志风格的精准判断。在这一点上，对编辑个人的职业素养的养成有很高的要求。这个过程，犹如高级厨师的培养过程，历练和实践是必不可少的功课。而这种素质养成的过程中，需要主持编辑工作的主持人有高于编辑、总搅全局的能力而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及时地给予帮助、指点。《读者》杂志所以能够在阅读领域里独领风骚，一批批优秀编辑的职业化素质的养成以及他们不懈的努力是其坚实的基础，而统领编辑的编辑部领导则是真正总其成的操盘人。在读者集团里，我是这为数不多的能够总其成的操盘人之一。而《读者》杂志选文的标准这一一直为业内人士所关注的问题，则是《读者》杂志社优秀编辑职业素养养成的基本功。一般来说，导向正确，时代特征明显，逻辑清晰，行文流畅，语言生动，阅读感强，是《读者》编辑选文所关注的基本要求。多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文章就是编辑眼里的好文章。这些个标准，说起来司空见惯，但在现实当中，多个条件同时具备的这样的文章并不是俯拾皆是，实际上是凤毛麟角，需要编辑有沙里淘金的耐心在海量的信息中去寻找。杂志社对此初心不改，一以贯之，三十多年坚持下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平常说的图书、期刊的质量，个人理解，更多的时候是指内容而言。我个人坚持内容为王是出版业的圭臬的理念，坚持内容为王的出版实践。个人认为，能够被视为经典而长久流传的作品，其内容一定是具备上述多项条件的作品。编刊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内容质量的管理的过程，也是把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正确理解贯穿、运用在工作实践中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才是真正体现职业化水准的关键所在。公司未来的质量管理也应该是遵循这个轨迹，坚持内容为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衡量标准，为读者奉献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神食粮，为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

《中国编辑》：

在《读者》杂志社的那些年，您最想跟我们分享的“编辑部的故事”是什么？编辑工作给予您的意义又是什么？

陈泽奎：

有人的地方一定就有故事，有名有利的地方的故事就会更有情节。读者编辑部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是现实版的《编辑部的故事》，而且故事情节的曲折、丰富程度毫不逊色于原剧，甚至于在某些情节上比原剧更精彩。我在读者杂志社先后工作了近12年，主持编辑部工作有七年之久。我更愿意把编辑部看作一个大舞台，原因是我很欣赏有关舞台的那副对联：不大地方能家能国能天下，平常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舞台上既可以演各种各样的活剧，也能容纳下各种各样的角色，它能给剧种和角色带来巨大的张力。人们可以选不同的剧种和不同的角色，根据剧情的需要和角色个人的张力尽情的演绎和展示。因为受教育和职业熏陶的缘故，我对文化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热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从一定意义上说，读者编辑部的故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缩影：读者编辑部的故事演绎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精彩和不易。作为编辑部一部活剧的重要角色，我更推崇儒家“和而不同”的处事哲学，也更愿意与大家分享这种处事哲学给读者编辑部带来的张力。编辑部的故事中的人和事是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编辑部一直以来是精英荟萃之地，精英有精英的精神追求，个性张扬，崇尚自由，这些都是他们的基本特征。和而不同，它让编辑部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宽容，也为有个性的人有了充分体现个性的空间，保持基本的“和”，保留一定的“不同”，让二者在规矩允许的范围内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杂志有海量的稿件来源，而杂志每期的容量有限，怎么样最大限度地处理好“量”与“质”的关系十分微妙。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好这种微妙，允许在保持杂志风格的同时，留出让编辑充分发挥能动性的不同的余地，“和”而“不同”，在处理杂志内容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包容和丰富，让杂志的内容和编辑的个性达到一定的平衡。有了人和事这两个方面的“和而不同”，在遵守规则的同时保留最大限度的宽容和包容，其他一切的一切都会显得微不足道了。

把“和而不同”作为处理人和事的方法，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自我修养。因此我更愿意把编辑部的故事让它变得更“形而上”一些，而事实上，在编辑部的故事中，“形而下”的占比更高也更加多姿多彩。而编辑工作带给我的意义，就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职业和生活的温度：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体会过遇到困难的焦虑，分担过遇到挫折的痛苦。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在精英荟萃的职业环境之中，人的文化观、价值观在改革和开放的环境里，在多样性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背景下，都会受到影响。要在五光十色的诱惑里，保持一种定力，保持独立的思考，保持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保持独立人格，实属不易。“和而不同”，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智慧，它会让你的生活空间变大，也会让你的职业空间变宽，它会让你的人格与环境和谐相融，也会让你的人格与职业环境相协调，也会在纷繁复杂的环境里让你持一分清醒。

《中国编辑》：

在新媒体发展的探索中，《读者》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成绩，比如，读者微信荣登《2017年中国微信500强年榜》第83位。但毋庸置疑，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请您介绍一下《读者》在媒介融合趋势下的的总体构想和举措。

陈泽奎：

融合的本质或者本意，应该是指把不同的的东西融会在一起。传统的媒体，主要是指书报刊广播电视等，而新媒体主要应该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或者移动终端。而媒体融合，个人理解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形式的融合，把传统媒体形式融合为集成式的一个新载体，如电纸书、智能手机等具有多种功能的载体，集读、说、写、听为一身，可根据客户的喜好选择不同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二是内容的融合，把过去传统媒体以各自不同的呈现方式的内容进行整合，在一个平台上可以看到同一内容的不同方式呈现。从原理上和现在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办得到而且正在办的过程中。但正如黑格尔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所言，融合不论从成本节约和社会资源的合理使用上讲，都是值得赞美的，但是不是惟一的、最好的、最后的选择呢？从自然界的生存状态看，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争艳才是春。未来媒体的发展，说不定会应了罗贯中的那句名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什么？我个人觉得，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无止境的，人类社会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永远不会停止，因此，不断地推陈出新既是趋势同时也是必然。媒体的融合和各领风骚，我判断，必然会不断上演。现在的融合，像拼盘和脍菜，看上去样样俱全，但带来的是个性的消失。出版史证明，历史上信息载体和传播方式的情形，基本上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呈现的是不断地推陈出新而同时又多元并存的局面。融合固然带来了快捷、方便，但会使单媒体的鲜明特色消失。工匠精神，慢工出细活：手打的铁锅、铁壶热卖不是传说，石碑、木匾在特定的场合仍然不失优雅也是现实，“非遗”所传承的，绝大多数是较为原始的手工艺。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觉得新时代媒体的情况一定是合分互见、各呈异彩的局面，而且这个局面靠个人之力是无法撼动的。面对这样的大趋势，我们一定要记得那句话，形势比人强，你若比人强，就必须顺应时事，在此状况下，适应大势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读者》现在能做的，就是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做好《读者》公众号、客户端等新传播方式，让它原有的选文风格适应当下的传播方式和阅读需求。另一方面，则是把现在已经深入人心的纸质版杂志做到尽善尽美，使其成为纸质期刊中最后一个匈奴。当然，规避风险，多元布局，也是新时代的一个明智的选择。历史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在大势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做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当明白人。

《中国编辑》：

2021年，恰逢《读者》杂志创刊40周年，您希望在那时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目标？为加速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这几年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什么？

陈泽奎：

办企业的，其共同的理想，恐怕就是希望自己创立的企业是长青树，自己创办的公司能够成为百年老店。读者人也不例外。《读者》创刊于1981年，如今已走过了三十七年的历程。在已经过去的三十七年中，《读者》可谓风生水起，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光荣与辉煌。而今，即近不惑的它与报刊行业一起，正在经历无情岁月的洗礼。当下，以《读者》为代表的大众类阅读刊物所面对的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带来的阅读方式变化的挑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纸质出版的失落》，对纸质出版物的近况和未来谈过一些看法。“可以说，读者杂志37年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纸质出版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一个缩影：1978年到2008年以前的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经历和分享了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2008年以来则经受着阅读市场和阅读方式变化带来的痛苦和失望。……逝者如斯，纸媒曾经的辉煌渐次成为追忆。而面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方兴未艾，纸媒的失落将是从事纸媒出版者在一定时段内不得不面对的新常态。”在自然界物兑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铁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也是铁律。《读者》未来首先是要找到适宜它生存的土壤和环境，转型发展是它的第一战略目标，主动拥抱互联网，利用新技术，走融合发展之路。其次，在实现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要切实找到适合自己转型的路径和支撑点，看到事物发展的多样性，把自身优势和不断推陈出新相结合，保持自己的个性，探索走个性化发展之路。生存然后才能发展。个人觉得，《读者》未来的大目标是成功实现转型发展，小目标是继续当好期刊的排头兵，紧紧抓住2020年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的机遇，在构建中国人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构建出自己的发展空间。

《中国编辑》：

近年来，读者集团与多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发展领域已从出版、培训拓展到社会公益、文化旅游、文化地产、IP开发运营等多方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跨界融合的全产业布局。在这个布局中，如何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同时借力各家优势，促进全产业的发展？

陈泽奎：

历史上的读者出版集团，实际上是一个轻资产运营的公司，主业就是图书和期刊出版。2015年上市之前，在数字出版、动漫、文化产业等方面做了一些布局，但总体上还是围绕出版主业的规划。2015年12月上市之后，公司在产业布局上有了重要调整，主业之外，金融、保险、文化基金、文化地产、研学旅行等方面都有一些动作。2017年6月，经甘肃省委省政府批准，飞天出版传媒集团划归读者出版集团，实现战略重组。重组之后的读者出版集团实现了编印发一体运营，成了名副其实的地方性综合出版集团，公司的多元布局和多元发展有了重要的基础。此外，自2016年公司领导班子经甘肃省委省政府调整之后，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对外合作方面有了很大进展，先后与中信、人民社、人教社、中铁十七局、甘肃省教育厅、敦煌研究院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种布局，既有公司上市之后产业布局的需要，也有公司从长远发展进行的规划。公司从过去一个完全轻资产运营的企业，变成一个编印发一体的公众公司，除了主业的经营，还多出了为股民营利的责任，多元布局实际上成了一个“不得不”的选择。看看国内的上市出版企业，个个都大扺如此。我们多元布局也好，签订多家战略合作也罢，首先是从做强主业、做大产业方面考虑，谨慎地选择战略伙伴。其次，强强联合，大胆地寻找在各自的领域里有广泛、良好的影响力的企业或单位做战略合作伙伴，扩大上市公司的影响力。第三，选择真正能够优势互补的合作者，补短板、消洼地，增强综合实力。这些动作的目标就是利用自身优势，借用外部资源，优势互补，拓展市场空间，增强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能力。从长远看，这些布局都是必要的；从近期看，这些布局都还是初始阶段，取得成效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