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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关渐近故乡远

2021-01-18 09:30:00 智能朗读:

阳关渐近故乡远

陈新民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部,南依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北靠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脉。绵延一千多公里的狭长地带,片片绿洲人烟稀少,水丰地广,宜农宜牧,历来是中国移民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河西有我第二故乡,移民情结是我永远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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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舞台的流动角色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指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血液既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酿成的。”无独有偶,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在酒泉农村插队时,有位老农的一番比说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大意是那些喜欢背着手走路,踏一条直线行进的人,大都是汉人移民的后代;而走路晃肩摆胯“占地方”的,身上可能有马背民族的血脉。这种说法中有多少合理成分很难说清,但河西土著主要是由游牧民族与历代移民融合却不假。因此,有人说,从河西走廊民族生成图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形成的缩影,这话是有道理的。

回忆老农的戏言,我又想起幼年时在酒泉农村看到过的传统社火“地奔子”:一群男性舞者头戴尖顶翻檐毡帽,身着毛织斗篷,还披挂着一圈琐琐吊吊的饰物,手中摆动一支牦牛尾巴,身体时快时慢地旋转着, 头和肩随着羊皮鼓的节奏颤动,显得神秘而奇异,有点像电影里的萨满巫舞……

我还想起在张掖工作时,当地方言圈的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比如“丢展啦你”(你快一些)一语的主谓颠倒的语序,反映了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现象;一些无宾语现象如“你猫”(你看),一些事物名称如“拉拉子”(水桶)等,与蒙古语、藏语等有着亲缘关系。这些迹象,不难看出古代游牧文化的遗痕。

河西走廊历史上一直是民族迁徙、征战、交流和融合的大舞台。先后在这个舞台担纲主演的有鬼方、猃狁、羌、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党项、蒙古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后,突厥、回纥、波斯、鲜卑、吐谷浑等,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同文明的深深印记。现定居在肃南的裕固人,肃北的蒙古人,阿克塞的哈萨克人,新近迁居玉门、瓜州的东乡和藏族人,都为河西走廊引进了宝贵的人文资源。古往今来这一切,对形成河西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图片   风沙湮灭的军屯图景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曾加强经营西域的战略格局。据记载,这段时期,到河西走廊军屯的官兵有18万人。至此,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从内地向河西大规模移民,首先是军事移民。“军屯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朝廷把屯田戍卒按不同职责分为田卒、守谷卒等;还组建了“河渠卒”部队,即兴修和管护水利设施的水利基建工程兵。唐代,政府规定“凡均州边防镇守,传输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明确军屯首要任务是为驻军就近解决军需粮草,军屯使用的土地属国家所有,耕牛、农具、籽种由官方发放,口粮由官方供给,收获全部上交军中。至于把大批军垦官兵集体安置就地落籍,那就是“军转民”了。军屯、民屯的分工与合作根据军事形势需求而定,居则为民,出则为兵,亦兵亦农,兼而得之。新城的魏晋墓壁画屯田图中,荷戈的士兵与扶犁的耕者出现于同一画面,表现的就是这种情况。 

 今天河西地区的农村,有许多村庄多以营、墩命名,如山丹、酒泉都有叫马营的地方,指明河西走廊曾是国家主要的军马繁育基地。“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古长城沿线、烽燧附近,叫墩的村庄就更多了。这类地名的历史依据,印证了历史上河西地区的军屯活动。

 我在酒泉、金塔和高台等地工作期间,常常在古城堡和墩燧残垣间流连,有时还借宿在附近的农舍。有房东说月黑风静时,常听到号角呜咽、人吼马嘶,很瘆的。传说不足信,但它也是一种传承历史的方式。如今,烽烟不再,剑戟沉沙,城堡、燧墩、屯庄已颓败如残丘,唯有古老地名和那些神奇的传说,穿越茫茫风沙,遥指戈壁沧桑,使人联想起古代的军屯景象。 图片

“日暮乡关何处是”

强势王朝开疆辟土,紧随征战的是移民实边。汉代最早的政府移民中,“关东下贫”占多数。所谓“关东下贫”是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到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减免租赋,并“予冬夏衣……能自给为止”。可以说,从今天移民“安居工程”中,可以看到两千年前官府对移民扶持政策的投影。

汉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与边(屯田)”。所谓“奸猾吏民”,使人想起“文革”中的“赶迁对象”。“赶迁对象”就是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统统赶出城市、迁到边远乡村务农(也就是屯田)。40多年前,移民道上走过这个群体,好像重演了汉代的一幕。这种决策的幕后,有一点是相同的:谁是“奸猾吏民”、谁是“赶迁对象”,老百姓说了不算。

汉代以来的移民开发,成就了河西走廊“宴然富殖”、“仓库有蓄,民庶殷实”。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大批内地士族纷纷迁居河西逃避战乱,以致“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河西走廊不仅吸引着平民百姓,一些宗室皇亲也把这里当成安身立命之地。自发性移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掀起高潮,河西走廊民屯由此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河西屯田开发的成效,取决于人口的数量。河西每一次衰落总致使人口剧减,而每一次振兴的启动,首要的是从内地大量组织移民。移民来自陕、晋、豫、冀、鲁、鄂、川等省及甘肃中部,也包括部分牧转农的少数民族。政府组织民屯,是招募和强制并举。强制措施最极端的莫如西夏政权,他们专门组建了以抢掠人口为职责的特种部队,把抢掠来的许多人(包括别处的牧民)安置在河西民屯营田。

前不久,在武威发现了西夏时期一枚精美的铜质符牌,一面镌刻着西夏文字“地境沟证”四个字,表明关于保护土地权属及办理土地手续的职责范围,另一面刻的六个字,是持证者的官职“司吏都监”和姓名“歆从”。这就是土地执法者的身份证件,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位叫歆从的“土地局长”的工作证。这一类符牌的首次发现,为研究河西的民屯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物证。 持续2000多年的民屯,是河西移民屯田开发活动最具生命力的类型,对河西走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起过、并且现在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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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英雄不问出处

往河西流放内地刑徒戍边屯田谓之犯屯(也称罪屯),是历代王朝的国策。以戴罪之身当兵吃粮,不但是古人走出困境的生路,也是从低谷崛起的别径。霍去病横扫河西的大军里,号称集结了上万长安恶少年,其中不少是罪犯或准罪犯。隋炀帝时“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打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后之”。将罪犯编进戍边军队参加军屯,既补充了兵员,又解决开发的劳动力,还可以解除内地的安全隐患,可谓一石三鸟。

河西的“发放亭”、“安置亭”等古老地名,正是犯屯历史的产物,说明这里曾是发放、安置犯人的周转地或落脚点。明永帝九年,朝廷下令赦免死囚的刑罚,命令他们戴罪徙边屯田。之前一年,朝廷已赦免全国罪犯囚徒,使其携家人迁徙到包括河西在内的边地参加屯田开发。用现在的话说,这些政策不但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也体现了人文关怀。

我到过孤悬于荒漠腹地一个2000人的牧业乡镇。在那里,谁要骂人“充发军”,乡民就会群起而攻之,这是因为,他们的先祖多是明代流放于此开发盐矿的刑徒。我和当地干部说,如果乡民多了解些古代移民历史,大可不必为此烦恼。专制体制下罪与非罪的界定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有句江湖名言“英雄不问出处”,很适合昔日移民社会。

毋庸置疑,刑徒也是开发河西的先驱。这一点上,应该向澳大利亚人学习,学习他们对早期开发者包括流放刑徒的敬重态度。在墨尔本博物馆参观时,我曾想着,为什么不在河西建立一个移民博物馆呢?有幸的是,我的呼吁已得到一些专家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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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民众大流动的时期。来自中原的移民,推动了河西文化科技进步,使河西“富庶甲于内郡”。他们和当地原住居民一道,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保存、继承和发展了两汉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且对隋唐的学术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出现了郭荷、张穆、阚骃、宋繇等大学者和教育家,凉州、敦煌、酒泉相继办起了座座规模宏大的书院,衰落于战乱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发扬光大。陈寅恪先生曾对河西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有过高度评价:“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绵延一脉。”

西域异质文化的东渐,中原传统文化的西进,丝绸之路是往来通衢,河西走廊是进出咽喉。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里,那些体貌特征各异、穿着打扮精彩纷呈的西域人出现在同一场景,正是多国度多民族人们聚集丝绸之路盛况之写照,从中也不难想象当年河西的繁华世相。

无论汉人的胡化,还是胡人的汉化,河西总能得风气之先。所以,在河西“胡人有妇能汉音,汉语亦能解胡琴”;所以,“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扮靓了河西;所以,“胡腾身是凉州儿”舞动着长安。河西能成为时尚流行之地,艺术热点所在,可谓得天时尽地利占人和。特殊的人文环境,频繁的文艺交流,提升了河西的文明水平,也丰富着中华民族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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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来了山泉出 黄沙碛里能种田

古代许多文人志士不甘于久事笔砚,期望像班超、傅介子那样建功异域。金戈铁马是途径,屯田开发也是疆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屯田开发自然是主要政务活动。从那些专设机构和官职,可看出朝廷对屯田的重视。汉代,在每个屯田区设最高长官农都尉主屯田植谷,还有护田校尉、候农令、守农令、仓长、仓佐、仓曹等专门从事屯田开发的各级官员,还设了水利官员渠井侯长,专司水利、执掌水规。隋唐时期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可见水利管理组织机构之严密。河西农村许多地名缀以坝、闸、工、分等,记载的正是自古以来的水利设施、分水地点和养护工段等。官员们组织军民兴修水利,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及生产工具,把耕牛、种子、农具贷给移民,相应地减、免、缓税负,以优惠政策吸引自发性移民,稳定强制性移民,促进移民实边,推动河西的开放和开发。

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55),全国屯田992屯,有98屯分布在河西地区。天宝八年,唐王     朝从河西收籴粮食371750石,居全国各道之首。而唐代河西走廊仅17万多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3%,提供了占全国屯收总数的13.6%的粮食。“西有甘、凉六府之饶,东有两河之赋”。河西经济当时能在全国占如此比重,当地有抱负、有作为的官员功不可没。

百姓的口碑是对官员的最高奖赏。唐代诗人岑参在他的《敦煌太守后庭歌》中写道,“太守来了山泉出,黄沙碛里能种田,敦煌耆旧鬓浩然,愿留太守更五年。”清雍正年代的肃州知事童华,招募民工凿山开洞从祁连山引来雪水,整理复垦了九家窑地方的万亩废弃耕地,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本人因此升官高就。为纪念童华的功德,九家窑从此更名屯升,一直沿用至今。

东汉大军事家、政治家班超曾上书明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表达了古代河西及西域官员老来回归的普遍心态。告老还乡也好,解甲归田也好,当然不是指任地,到头来,东归故里的总是绝大多数,虽有落籍河西的,但为数寥寥。

真正把河西当成家乡,奉献了青春又奉献子孙的官员,是从1949年那批“西进干部”开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天南海北而来,一批批外来干部永远地居留河西。他们是移民开发的组织实施者,又是新移民的一个类型。 要列出从古到今在河西开发方面有贡献的官员名单,将是长长的一串。一些当代地方领导、包括我在河西的不少同事应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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