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余年前陇东合水县召开的包家寨会议危机中挽救红军，被誉为—— 西北革命史上的“遵义会议”

包家寨这个地名，在中国地图上没有坐标，即使在合水县本地也同样鲜为人知，它坐落于合水县蒿咀铺乡的东南方向，极少有人涉足。然而，1933年11月在这里召开的一次会议——包家寨会议，却在西北革命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次会议，从根本上挽救了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奠定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基础。

7月1日，陇东报“追寻红色印记”主题采访组来到了位于合水县蒿咀铺乡张举塬村的包家寨会议旧址，顺着山路走到山脊上，一座静谧的地坑院出现在眼前，五六孔开凿在山崖上的窑洞，在树木丛生的塬边，显得格外隐蔽。同行的陕甘红军纪念馆讲解员告诉记者，就是在这里，召开了包家寨会议。

走进包家寨会议会场的陈展室，映入记者眼帘的便是一个铺着草席的土炕，地上摆放的几个凳子，围绕着一张中间放置着火盆的小木桌。当时革命条件艰苦、斗争形势严峻，就是在这简陋的窑洞里，刘志丹、王泰吉、秦武山、高岗等革命先辈们有的盘膝坐于炕上、有的围坐在火盆旁、有的直接蹲在地上，召开了对革命影响深远、扭转时局的包家寨会议。

时间回溯到1933年6月，红二团南下失败，7月，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被残酷镇压。同时，由于中共陕西省委杜衡等人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和红军面临无处立足的困难局面。从1933年6月至10月，战事接连受挫，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在哪里建立根据地，一直是陕甘边革命斗争中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根本问题。刘志丹一贯主张在桥山山脉中段陕甘边交界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都被中共陕西省委“左”倾路线执行者否定。照金苏区陷落后，刘志丹一边与王泰吉指挥反“围剿”斗争，一边思考着根据地在哪里重建这个决定生存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摆脱险境，重建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29日，毛沟门战斗胜利后，刘志丹向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提出了研究解决今后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的建议，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蒿咀铺乡张举塬村包家寨的窑洞里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王泰吉、秦武山、高岗、王世泰、张邦英、黄子文、黄子祥、杨森、李映南、刘约三等人。会议由高岗作报告，然后转入讨论，习仲勋因受伤又染伤寒在宜君小石崖养病，未能参加会议。

包家寨会议是在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与会人员以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照金根据地失败的教训，清算了杜衡的“左”倾机会主义，统一了思想，对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会议开了三天，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做出三项重大决策：一是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二是向陇东南梁进军，在陕甘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三是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北、陇东、关中3个游击区，建立庆阳、合水、保安、安寨4支游击队。

包家寨会议后，1933年11月8日，在合水县平定川的莲花寺，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500多名红军将士精神饱满，在刘志丹的指挥下，首先进军南梁，扫除南梁周围的地主武装和反动民团。在南梁周围的平定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东华池、葫芦河一带广泛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分粮食，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帮助建立农民政权，全面展开了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包家寨会议从危急中挽救了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并且确定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战略重点和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据《陇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