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荆斩棘迎黎明 ——中共皋榆工委领导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皋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皋榆工委)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是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下属五个地区性工委之一。皋榆工委以省会兰州为中心，活动于周围各县及有关区域，领导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开辟第二条战线，配合我军解放兰州和甘肃的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一、工委在革命风暴中诞生

1946年，为了配合西北战场的军事斗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中共中央西北局在7月21日指示甘肃党的组织要“采取发展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同年12月，西北局会议进一步指出：“保卫边区，打垮胡宗南，解放西北”，“甘肃在整个西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目前甘肃工作的总方针是放手发展隐蔽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设在庆阳的中共甘肃工委按西北局指示，决定在陇南地区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派遣干部分赴兰州和其他地区，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1946年11月，甘肃工委特派员罗扬实奉命秘密来兰州主持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此时，兰州党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其原因：一是1940年6月甘肃工委遭敌人破坏后，许多干部和党员陆续撤离兰州，潜伏的党员长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二是1942年康生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将甘肃党打成“红旗党”，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致使全省党的地下活动停顿了三年之久。

罗扬实来兰后，在市区和榆中、皋兰等地同抗战时期隐蔽的一些老党员进行了缜密的接触，先后恢复了杨春霖、陆善亭、张一悟、梁朝荣等人的组织关系，并通过他们培养和物色了一批进步分子。到1947年3月，初步恢复了党的组织。

为了加快兰州党的工作进程，1947年5月，甘工委又派葛曼前往兰州，恢复了部分在兰党员，如吴鸿宾、王新潮等人的组织关系，发展了史鼎新、王教五、史俊几名党员，同时建立了部分统战关系，为皋榆工委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至1948年春，罗扬实直接领导的党员有46人(其中有新党员26人)，间接领导的近20人，葛曼直接联系的中上层党员13人。共有党员八九十人。

1948年4月，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主持召开对外工作会议，听取罗扬实等人的汇报，重点研究了兰州工作。会议认为，兰州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已经完成，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成立以罗扬实为书记，葛曼、张生强为委员的中共皋榆工委(不久因葛曼另有任务，改由窦志安替代)。

会议研究确定了皋榆工委的工作方针：积极发展和组织群众；大量发展党员；建立隐蔽点线，由点线到面，逐渐扩大活动地区，进一步掌握合法武装，准备配合解放军；在兰州市区精干隐蔽，主要为供给情报与准备内应工作。皋榆工委工作的地区范围是，以兰州为中心，在皋兰、榆中、靖远、会宁、定西、永登，景泰等县开展工作。

二、党组织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从1946年党组织重建到解放，皋榆工委的各级组织及其分布区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三年间，皋榆工委党的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除革命形势影响外，在于工委认真贯彻了党中央“放手发展隐蔽力量”的总方针。具体做法如下：

1．工委始终把组织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放在首要位置。工委认真贯彻西北局和甘工委“以发展新的为主，整顿旧的为辅”的方针，跳出“小圈子”，大胆而又积极慎重地发展组织。在放手发展工农分子党员的同时，明确认识到“敌区学生知识分子不仅是我们进行各种工作的重要桥梁，而且是培养解放区各项建设人才的主要来源和解决今后新区干部困难的主要途径”，克服了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束手束脚的倾向。至1949年4月，兰州、榆中一带的党员中，知识分子约占一半，其中大学生占五分之二，中学生占百分之二点五。兰州大多数大中学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皋榆工委还按西北局的要求，慎重地发展了一批愿意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的公教人员、自由职业者及敌军中下级军官入党。在发展区域上，皋榆工委采取了见缝插针，尽量发展，计划开辟和自然延伸并举的积极态度，使组织分布区域相当广大。

2．工委把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加强党员思想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作为党的建设重要环节来抓。在白色恐怖下，秘密油印了七大《党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论党》、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件为基本教材，在党员中秘密传阅和学习，加强了党员的思想教育。要求每个党员要看报纸，研究时事，并注意革命气节的培养与锻炼。在组织发展中，以七大《党章》为依据，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先物色对象，经了解培养，由一人或二人介绍，组织批准。新党员分别有8个月至1年的候补期。一经入党，组织便大胆放手地支持新党员进行工作。

3．在领导方式上，采取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皋榆工委3名领导成员，各自分头负责3个地区的组织与工作，罗扬实负责兰州、皋兰、榆中、会宁及河西组织；张生强负责靖远组织；窦志安负责临洮北乡、洮沙、榆中南乡、华家岭地区的组织。这3片组织之间基本上没有横的联系。在所属下级工委负责人之间，也采取分别掌握一部分组织的办法，谁发展就由谁领导、谁联系。以会宁支部为例：东区工委负责人通过敌广播电台的党员陆寰安，陆又通过电台党员何谧在会宁发展了冯琯，冯又按要求在会宁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支部。以后的领导与联系一直是采用了这样的传导方式。按中央关于“学生党员多，设平行支部”的规定，皋榆工委在兰大、师院等校各建立了数个不发生横的关系的平行支部。如在兰大，皋榆工委所属支部有陈仙洲支部，李堆山、梁天德支部，曹大武支部。其中前两个支部同属西区工委领导，但彼此并无组织关系。

此外，一些极端秘密的重要上层党员和敌军中工作的党员，由皋榆工委委员直接掌握，不与基层组织发生关系。如主要在敌军中开展工作的西北人民民主同盟中的党员，就是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特点而由罗扬实直接掌握和领导，单独建立支部。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皋榆工委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战斗作用，并为解放后的工作准备了大批干部和骨干力量。

三、机智勇敢地开展对敌斗争

皋榆工委在实现发展壮大党的力量，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开辟第二条战线，以配合解放战争的总任务中，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工委建立初期，注意力多集中在乡村，主要是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开展宣传、统战、兵运的基础工作。二是在1948年年底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甘工委派人来兰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提出“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要求，工委工作重点随即移向城市，将精力集中在配合我军解放和接管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领导群众运动，开辟旨在推翻蒋家王朝的第二条战线。

工委通过各种方式，积极领导了许多群众组织与团体。如师院党组织领导的《新地》文艺社、公路局陈亨观支部的“文耕社”、市立中学支部的“星苗社”、兰大附中的“春雷社”、兰州一中的“朔风”、兰大的《诗垦地》、《火把》等团体与刊物。这些团体及其刊物，多是由革命青年为主体，揭露黑暗，歌颂光明，呼号奋起，对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影响很大。党的宣传品和进步书刊的广泛流行，使国民党当局欲禁不能，头痛万分，哀叹：“学校当局禁止阅读奸党报纸、撕毁奸伪刊物等办法不但不能收效，反而启发一般学生的好奇心理……”

工委针对当时农村较广的无极道和红帮，也做了许多教育争取工作。这些团体在政治上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但其下层成员多系贫苦劳动群众，对国民党的反抗意识较为强烈。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热情耐心地教育群众，支持他们抗兵抗粮，宣传党的土地还家政策，使许多人赞扬我们“世界大同”的土地政策，政治上倾向我们，其中一些人由朴素的农民变成了自觉革命的共产党员，为以后党在农村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皋榆工委热情引导、教育、团结广大群众的基础上，兰州地区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群众革命斗争相继爆发。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相互支持，形成强大的反抗浪潮，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配合了解放战争。

2．广泛建立统一战线，积极进行瓦解敌军工作。

皋榆工委按甘工委关于“放手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以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团结与中立一切可能团结与中立的一切社会力量”的指示，针对不同对象，采取各种办法，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通常以交朋友开始，讲解形势，宣传我党政策主张，然后在反蒋爱国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具体要求。

兰州是皋榆工委统战工作的重点地区。在这里，工作主要是似吴鸿宾、康尔信(康君实)、赵定九等为中心分头开展的。经过大量工作，先后与史鼎新、陈伯鸿、王教五、魏自愚(原邓宝珊部参谋长)、周述之、许青琪(省参议员)、谢国泽、周戒忱、蔡景忱(省参议员)、张玉田(省会警察局秘书)、李翰园(被服厂厂长)、高勉斋(考诠处秘书)、马宵石(民意通讯社社长)、马锡武(原东路交通司令)等中上层人士建立较密切的联系，并通过他们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做工作，其中有些人经过斗争的考验，光荣地加入了党的行列。

皋榆工委在工作中与甘肃民盟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通过民盟的地下组织进行工作。1946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就在西北民盟组织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当时，在兰的吴鸿宾就是委员之一。由于民盟组织在社会上的特点，所以工作展开面大，效果也较好。

在兰州之外，皋榆工委所属组织都积极进行了统战工作。

在对爱国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同时，党组织还通过写警告信、派人传话等方式对国民党顽固分子开展攻心战，有效地震慑了敌人。

瓦解敌军是统战工作的一个方面，皋榆工委按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关于“目前不宜采取搞兵变和过早暴露的办法(除不得已而外)到一定时刻全盘搞过来”的指示精神，进行了细密的工作。

一是在敌自卫队、保安队等地方保安武装中开展斗争。

二是在敌正规军及师管区所属团队中进行瓦解工作。

3．搜集情报，系统调查社会情况。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皋榆工委尽一切力量搜集各类情报资料，以协助解放和为接管城市提供准备和依据。各级组织调集力量，冒着危险，利用各种关系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这项紧迫的工作。地下党组织搜集的情报资料，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军事情报：包括敌人在兰州一带的兵力、布防、工事、装备、调动及官佐情况。

第二类是政治情报：包括敌人各派勾心斗角的争夺状况，敌人的政治意向；我军胜利在各阶层的反映；各党派、团体状况，特务机构的状况及动向。

再一类是兰州等地的社会状况：包括地理、人口、教育、工业、金融、邮电及存粮、水源状况等等。这类资料数量很大，情况翔实系统。

为了改善与上级的联系，加快情报的收集上报，皋榆工委还在榆中金崖设置了电台。因呼号时间未约好没有联系上。1949年8月初，我军逼进兰州，皋榆工委书记罗扬实亲自冒着危险，化装成农民，越过战线，向彭总及一野总部直接汇报了工作，递送了情报。皋榆工委获得的情报资料为兰州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肃清反革命，提供了重要依据。如对兰州银行系统的接管就是依据原来搜集的资料，对其人员分别处理的。群众赞叹：“共产党就是厉害，把每个单位谁好谁坏，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4．开展护厂护校斗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扶眉战役后，我军挥戈西进，势如破竹。甘肃国民党当局困兽犹斗，尤其反动军阀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以后，更是杀气腾腾，提出“破产保产，拼命保命”的反动口号，颁布种种法令，疯狂地镇压群众，迫害进步人士，搜捕杀害我地下党员。7月间，皋榆工委在兰州市区的部分基层组织遭到破坏，西区工委负责人杨国智、满鸿遇、王善卿，学委负责人陈仙洲、程万里，甘工委交通员柴学侃等18人被捕后牺牲。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皋榆工委各级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不怕艰险，不畏强暴，坚决而灵活地进行了护厂护校斗争，挫败了敌人企图搬迁主要工厂和学校，裹胁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到其老巢青海的罪恶阴谋。

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兰州大学、西北师院、农专、科学教育馆、图书馆等单位的进步师生和职工，为了保护人民财产成立了护校组织，隐藏宝贵图书器材，轮流巡逻，使敌人无可奈何。

西北毛纺厂(现兰州第二毛纺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组成护厂队，提出“工厂是工人命根子”、“我们绝不去青海阎王殿”、“谁来搬机器，就跟谁拼命”等口号，拒绝迁厂。他们把一些主要机器设备秘密藏在地下室内，80多名工人手持马刀、木棍执勤，完整地保护了工厂设备。兰州面粉厂工人于8月10日就组织了护厂委员会，用厂内12条枪和木棒武装了工人，挫败了敌人拆卸机器和在工厂大楼架设机枪的企图。在甘肃贸易公司，我党通过做总经理的工作，在进步职工的努力下，使财产归还了人民。兰州广播电台、电厂、邮局也都展开了保护财产设备的斗争。

在广大农村，皋榆工委所属组织领导了人民群众开展了保护粮食、船只、水源和渡口的斗争。解放前夕，靖远工委策动民主人士万廷栋(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出面组织了“靖远县政筹备会”，明令保护档案文书、资料与仓库，维持秩序。水泉地区支部动员群众保护了黄河渡口和两只汽船，为我军解放宁夏做出了贡献。

榆中青城和金崖地区的党组织，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进山躲避。青城乡建立了两面政权，使敌人抓丁抢粮的阴谋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党组织还针对敌人万分惊恐的心理，在一些地方进行了骚扰性的打击。靖远三滩支部向敌人一支小部队展开政治攻势，迫使敌人交出武器、大车、马匹、粮食等军用物资后投诚。

在华家岭一带，皋榆工委委员窦志安领导了联防大队起义，组织了我党领导下的华支纵队和武装护路队，大大加剧了敌人的惊恐和混乱，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行动。

5．全力搞好支前，积极参加接管。

1949年8月，皋榆工委组织所在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投入了支前工作，以及接管和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

8月中旬，解放军抵达会宁、华家岭一带，为配合我军继续西进，在解放军抵达前夕，窦志安在西兰公路要道的华家岭地区发动群众，建立了解放委员会(后改为支前委员会)，支援粮草。会宁县支部的党员也分赴各乡征借公粮，积极协助接管各级政权和学校。

8月16日，临洮解放，洮啣工委组织接管了新民、新添、上营、好水4个乡的政权。8月19日，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了洮沙，巩发俊出任首届县长。洮啣工委和陇右工委组织一道发动群众筹集粮草，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从军，奔赴新疆。年近花甲的临洮工校校长戚文波，毅然投笔从戎，为解放祖国边疆献出余生，影响很大，一时传为佳话。

在洮沙，新建的支前委员会，带领群众日夜抢修康家崖渡口，积极筹集粮草。据统计，洮沙共支援粮食3450石(每石1450斤)，柴草189000余斤，支前民工2193人，实际工日1万余个，骡马2200多头，还发动群众赶做军鞋3678双。

在临洮解放的同一天，榆中也获得解放。东区工委疏散下乡的部分党员和金崖工委共同组织了群众性的支前团体——皋榆工委协军团。早在解放军抵达三四天之前，协军团的牌子就堂堂正正的公开挂出，解放军到来之时，五色标语口号遍贴苑川河两岸数十个村庄。协军团建立的6个支前站日夜工作。青城地区的组织也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在解放兰州和以后北渡黄河时，供应了相当数量的粮草，提供了三四只木船和百余只羊皮筏子。8月16日至9月10日，榆中县共支援大军粮食30000多石。半年间，出动民工35000人次。同时，在建政工作中，党组织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金崖工委负责人陆长林首任榆中县县长。

在靖远地区，临时工委7月份专门召开会议布置了支前工作。解放军抵达时，党领导人民群众沿途欢迎，张贴标语，群众端茶递水，送瓜送菜，有的还杀猪宰羊。水泉支部还组织了秧歌队，连五六十岁的老人也载歌载舞，表现了对子弟兵的热爱。为了保证军需，靖远党组织在各处设立粮站，筹借了大批粮食，仅水泉支部领导的水泉粮站和白疙瘩粮站，就供应军粮500000斤。

1949年8月26日，经过几十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胜利的红旗终于插到兰州城头。皋榆工委所属党员发动组织广大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金城一片欢腾。中国共产党皋榆工作委员会，从建立到解放近3年的时间内，在党中央关于敌占区工作的指导路线与一整套策略方针的指引下，在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推动下，顶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困难与危险，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迎来了兰州解放的新曙光。它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版文图均由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