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不朽的峥嵘岁月 ——中共甘宁青特委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的影响下，全国范围内起伏不停地爆发了工人、农民的武装斗争。这一时期的甘肃，由于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和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在1927年受到严重破坏，党的骨干遭屠杀、监禁和被迫转移，使一场刚刚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党的活动暂时停顿。

一

1929年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随着形势的发展，早在一战时期就同甘肃党组织有联系的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于1930年相继派出一批具有合法军职的共产党员，随王子元、石子俊部队和孙蔚如、邓宝珊部队来到甘肃，从事党的活动。其中有张东皎、李罕言、谢子长、焦唯炽、孙作宾、李慕愚等。他们在靖远王子元部队建立党的团委和支部，在官兵中积极发展党员，加紧进行兵暴的准备。1932年上半年，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负责人)、焦维炽(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等人，打起陕甘工农红军游击支队旗号，在孙蔚如警备第三旅(即原王子元团，后改编为旅)，发动了两次兵暴，结果都因敌强我弱而失败。

靖远两次兵暴虽告失败，但革命风暴却迅速波及甘肃其他一些地区，先后爆发了两当、西华池、巉口以及蒿店等地的兵暴。与此同时，兰州也掀起了教职工和学生的罢教、罢课斗争，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委派的财政厅长谭克敏，示威群众捣毁了谭克敏的住宅。这期间，在孙蔚如、邓宝珊部队以及省政府机关的党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共产党员常黎夫(时为行署秘书长杜斌丞的秘书)、蒋瑞青(时为宣慰使秘书)和吴景璈(时为民政厅视察员)三人建立了党小组，常黎夫任组长。随着一些党员陆续来到兰州，1932年春，在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又称皋兰特支，属陕西省委领导)。常黎夫任书记，周益三(时为邓宝珊部队少校参谋)、马豫章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委员。特支的活动极为秘密，开会时多是在有地下党员作掩护的省政府后面城墙上进行。会议内容是：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研究省内敌情，也检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

针对上述形势，在靖远王子元旅中担任中校参谋主任的孙作宾和陕西省委派来的杜润滋等经过分析和研究，一致认为迫切需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遂决定由杜润滋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甘肃情况，请示如何开展工作。根据当时斗争形势，陕西省委决定在兰州成立中共甘(肃)宁(夏)青(海)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三省党的工作。陕西省委向中央报告说：“甘宁青工作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省委现仅派一同志到兰州，在当地成立特委，建立青海与宁夏工作……”。

1932年11月，陕西省委派吴鸿宾和王建三到兰州，与孙作宾、常黎夫、马豫章、李慕愚、杨嘉瑞、周益三、邓鸿宾、葛霁云、崔振山等接上关系，传达了省委的指示，于同年12月初，在兰州正式成立了中共甘宁青特区委员会(以下简称为特委)。在宁夏、青海、陇南各划为区，区以下为县，当时只有宁夏成立了区委。吴鸿宾为特委书记、孙作宾为特委军委书记、常黎夫先为组织部长，后任秘书、马豫章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先为王建三，后由李慕愚接任。特委成立当晚，组织政府和军队中的二十几名党员在市区散发了传单。

由于当时斗争环境险恶，特委未专设机关，领导成员分散居住，只是利用同情革命的四川青年康雨农家开设的菜根香酱园收传信件和刊物；时而在兰州辕门广场印侬轩照像馆接头、开会。

二

中共甘宁青特委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甘肃人民的革命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逐步开展武装斗争。特委的工作重点在甘肃，对青海和宁夏只是“撒种子”，做些联络工作。根据当时的斗争特点，特委着重抓了下列工作。

一、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特委建立前，兰州地区地下党员主要分散在省政府、行署和军队系统，一些同志并以合法身份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如靖任秋担任孙蔚如部队中校参谋，李玉亭担任孙蔚如部电台台长，崔振山任兰州警察局二分局局长。其他如孙作宾、常黎夫、蒋瑞青等都在军队和政府中受到重用。驻守在靖远的孙蔚如宣慰使署所属警备三旅，曾有共产党员担任副旅长、团长、营长等重要职务，因1932年兵暴失败，这些同志大都牺牲。上世纪30年代初，兰州工厂极少，在政府、军队等单位中，约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员，他们的活动基本上处于分散的和无组织的状态。由于当时环境和条件所限，兰州特支也很难起到统一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摸清了党员基本情况后，特委首先整顿了各个系统地下党的组织，在兰州成立了两个军队支部，一个工厂支部，一个混合支部。在宁夏建立了一个军队支部和一个学校支部，并派出地下党员到陇东、陇南驻军以及马仲英的部队进行工作。

为迅速打开局面，特委十分注重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利用部分党员的社会关系，同国民党军政上层开明人士加强联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在兰的地下党员，大部分来自陕西和甘肃，而身居要职的孙蔚如、邓宝珊、续范亭、杜斌丞、杜汉三等人，也都为陕甘籍，他们与一些地下党员或是亲属关系，或是上下级关系，平素交往较密，内情为我所掌握，对开展党的工作相当有利。例如，葛霁云同邓宝珊长期是上下级关系，此时虽未任职，亦被邓视为谋士。邓鸿宾是邓宝珊的堂侄。而孙作宾和孙蔚如是亲族关系。正因为有了这种种特殊关系，王子元在孙作宾到靖远警备第三旅时，给孙作宾安排了中校参谋主任职务，孙作宾以此作掩护，掌握内情，有效地开展了党的工作。一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杜汉三(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同我党建立了良好关系以后，每到重要关头，都为党作了一些工作。在国民党军政界很有影响的续范亭，由于在这期间与地下党有着密切接触，逐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为他以后的抗日反蒋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组建西北抗日义勇军，准备建立革命根据地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形势迅速发展。1933年初，特委决定在靖远组织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以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农政权。武装力量的主要来源，是准备将前两次兵暴失败后流落、潜伏在靖远一带的游击队员重新组织起来，成立抗日义勇军。考虑到前兵暴领导人王儒林在靖远一带影响较大，特委决定由他负责组建。王儒林1932年兵暴失败后隐蔽在宁夏，特委遂通知他返兰共商大计。王儒林到兰后，特委通过葛霁云、续范亭、杜汉三、邢肇堂等人的关系，在邓宝珊部为王谋得“绥靖公署招募专员”职务，以合法身份，公开到靖远招兵买马。

1933年2月，王儒林、李慕愚以及前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骨干吕振华、史悟亭等十多人，在靖远北湾设立了招募办事处。时逢农历正月十五，群众集会闹社火，遐迩闻名的王儒林到来的消息迅速传开，潜伏的游击队员闻讯后，携枪持刀，结伙投奔。曾与游击队有过联系的薛宝山、张子明、杨得胜(藏族)等各率人马前来参加，一个月多时间，招募了三、四百人。1933年3月中旬，在靖远和榆中交界的园子岔(榆中管辖)，正式宣布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由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薛宝山任副总指挥，张子明任参谋长。初建时，义勇军编制为一个大队，杨得胜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

西北抗日义勇军(以下简称义勇军)利用甘肃绥靖公署准予他们“自行解决粮草”的许诺，公开进行群众工作，召集了几次群众大会。李慕愚等讲了抗日救国道理，号召农民团结抗日，勇跃参加义勇军。时值春耕即将开始，为了提高农民阶级斗争觉悟，并解决籽种和春荒之急，义勇军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将百石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恶霸地主雷福兴、展迎福、魏汉杰，曾趁1929年大灾放高利贷，霸占民田，欺压百姓，民愤很大。义勇军把他们抓了起来，召开斗争大会，受苦的农民控诉了他们的罪行，义勇军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枪毙了罪大恶极的雷福兴。并打开了他们的粮仓，除留下部分军用外，其余张榜告民，前来分粮。四乡农民奔走相告，北湾、平堡、蒋滩、金家园一带农民吆着毛驴，背着口袋，兴高采烈地前来分粮，人流绵延几十里，足足分了三天。分得粮食，群情振奋，“共产党、义勇军为穷人谋利益”的赞誉深深印在靖远人民心中。

局面打开后，李慕愚回兰州向特委汇报情况，特委派军委书记孙作宾到义勇军加强领导。为扩大力量，补充装备，义勇军调薛宝山到兰州搞枪支弹药。同时派人去农村组织群众，准备运输力量。随着队伍不断扩大，义勇军由一个大队扩编为步、骑兵两个大队；步兵大队长为吕振华，骑兵大队长为杨得胜。这时，义勇军人数已超过四百多人。

在义勇军迅速壮大的形势下，特委计划在兰州地区党的基础比较雄厚、条件接近成熟的驻军发动兵暴，将队伍带到靖远与义勇军会合。为此，1933年3月底，特委在印侬轩相馆召开秘密会议，吴鸿宾、孙作宾、常黎夫、李慕愚、马豫章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从孙蔚如的军官学校、邓宝珊的学兵队、水北门驻守部队等单位拉出四至五个连队，举行兰州兵暴。同时派地下党员贺晋年、崔仰亭、郝新亚等到孙、邓的军官学校和学兵队进行串连活动。在兰州警察局交通分局以交通警察作掩护的贺晋年，与水北门城楼守军排长柳明山早有交好，经常往来，守军三个班二十几名士兵的思想状况已被贺所掌握。特委决定，兰州兵暴时由贺晋年负责带领崔仰亭、李培青等人解除水北门城楼驻军武装。

4月初的一天晚上，在统一行动的时间内，贺晋年等登上水北门城楼，顺利缴了柳明山一排的枪，柳表示愿随贺上靖远参加义勇军。按原计划水北门兵暴成功后，即到附近的省财政厅长家搞些钱，补充义勇军经费。由于水北门顺利，贺晋年临时决定要缴桥门楼驻军枪支，遂派崔仰亭、李培青等五人前去执行。崔等沿城墙绕到水北门城楼后迅速来到桥门楼，正准备行动，不料从桥门内跑出一条狗。高度近视的崔仰亭，误认为已被哨兵发现，就匆忙开枪射击。枪声惊动了桥门楼上的守军，于是对打起来，兰州城顿时枪声四起，市内一片混乱，商店关门，戏院停演，四周城门紧闭，全城戒严。崔仰亭等来不及返回水北门，立即钻进桥门洞内，扭断城门大锁，出了城门迅速从铁桥过了黄河。守候在水北门的贺晋年听到桥门枪声，知道发生意外，便与柳明山开了城门，带领二十几名士兵趁黑夜混乱之机，沿城墙过桥门，穿过黄河铁桥直奔皋兰后长川同义勇军会合。

由于惊动了全城敌人，在邓宝珊的学兵队，除常志云一人隔墙扔出五支步枪外，其余均未行动。小批起义战士来到皋兰后长川，义勇军又增编了一个大队，贺晋年任大队长。随后，义勇军从园子岔出发，经后长川、狄家台，抵达皋兰县武川乡崖渠村红砂岘休整。

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兰州水北门兵暴的发生，义勇军在靖远、皋兰、榆中县一带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粮食，宣传抗日反蒋等一系列革命活动，极大地震惊了甘肃军政当局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立即命令兰州驻军和西北诸马中的马鸿宾、马步青等组成“三省联军”，围剿义勇军，并下令“限期消灭”。于是，以诸马的反动军队为主力，青海出动了马步青的马二虎黑马队，宁夏出动了马鸿宾的三十五师一○五旅冶成章的骑兵部队，兰州出动了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的袁福昌骑兵团，以及靖远的李贵清骑兵营，绥靖公署的张绍武骑兵连等，从四面八方向义勇军驻地包围过来。

1933年4月下旬的一个早晨，袁福昌近三百名骑兵首先向红砂砚扑来，接着各路敌军从南、西、北三面形成包围圈。王儒林率领一中队十余人的兵力在前山抵抗，孙作宾、李慕愚、吕振华等率主力据守后山。由早到午，战斗非常激烈。前山人伤弹绝，敌军攻上来，王儒林等被迫退下山，迅速掩埋武器后被俘。

孙作宾、李慕愚在后山同敌人激战，因敌强我弱，撤到菜子沟脑时被悬崖绝壁挡住去路，陷入绝境。孙作宾、李慕愚、郝新亚、史悟亭、乔侠波、孙绍堂、吕振华、武继先等35名指战员被俘，其余人员除牺牲者外，均在突围中失散。

贺晋年、吕明成率六十余人向东北方向突围，与冶成章旅骑兵相遇。激战中贺晋年等七、八人被俘，吕明成和数十名义勇军战士大部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将吕明成枭首带回景泰一条山示众。

王丕荣等率领的一百余人，撤到一大涝坝处被敌马二虎的黑马队包围。义勇军战斗到弹绝后，灭绝人性的马二虎黑马队，挥动马刀一阵屠杀，义勇军战士尸体填满了涝坝，只有王丕荣等十余人脱险。

张子明收集了近百名义勇军战士，准备连夜反攻，抢救被俘同志，但先后遭到黑马队和冶成章骑兵攻击，伤亡惨重。最后只有张子明、马子杰、朱星垣、毛世英等十余人幸存。

王儒林等35名指战员，除王儒林、武继先中途脱险外，其余全部被押解兰州。孙作宾、李慕愚由特委通过省测量局长石干峰、禁烟善后局长仲兴哉多方活动后获释。史悟亭、吕振华、郝新亚以及先期被俘的崔仰亭、李培青等同志，营救未果被敌杀害。吕振华、史悟亭同志临刑时高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

成立只有四十多天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十倍于已的敌人围剿下失败了。近三百名指战员为人民，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同一时期，曾在孙蔚如部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党员靖任秋，受党组织派遣重返甘肃搞兵运。他利用曾以甘肃宣慰使署参谋身份前往陇西“点验”驻军时结识的鲁大昌部团长何戒僧(又名何玉民)的关系，拟策动其起义。1933年初何团移防武都、文县、碧口一带，时值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苏区，邻近碧口、武都。何戒僧急电靖任秋到武都议事。但因时间紧迫，何戒僧兵暴计划被敌发觉，胡宗南派丁得龙率一旅之军进驻武都地区。何疏于警惕，被丁得龙扣留，不日即遭杀害。

三、特委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在西北抗日义勇军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不久，张德生、梁干丞先后于1933年4月、5月从宁夏来到兰州。随着梁、张的到来，特委领导成员发生了变动。孙作宾、李慕愚脱险后，难以继续在甘肃立足，于1933年6月初回到陕西，马豫章和吴鸿宾也相继离开兰州。张德生接任组织部长，梁干丞先是接任军委书记，不久实际负责特委工作。此时特委在菜根香酱园后院租赁一间房子，设立了特委秘密机关，梁于丞、张德生等同志经常住在这里。

这时候，由于甘肃连年发生兵暴和群众运动，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一面残酷镇压革命武装力量，一面加强了反动统治；省城兰州大屠杀之后，到处充满白色恐怖和一片杀伐之气。但面对国民党军阀的残酷镇压，特委没有退缩，继续领导广大地下党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敌人展开不懈的斗争。

梁干丞到兰州后，经葛霁云介绍，在杜汉三兼任队长的新一军教导队担任政治教官，他以合法身份作掩护，领导特委巧妙的同敌人进行斗争。为了避免暴露，特委会议很少在机关召开，多是在敌人不易察觉的望河楼上以及白塔山或党员家中举行。个别同志之间研究情况或交待工作，一般都在行人稀少的马路上和黄河岸，边走边进行。

在斗争策略上，特委吸取了过去硬打硬拼的教训，采取灵活多样的战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开展对敌斗争。特委成立前后发动的数次兵暴虽告失败，但梁干丞仍十分重视兵运。他曾计划和着手策动十七师段象武旅和邓宝珊的李贵清旅起义，准备进一步扩充红色部队，建立和发展苏区。天水驻军马青苑警备师曾是杨虎城的部下，后被蒋介石收买，不听杨的节制。针对这一情况，吴鸿宾曾到天水分化马青苑部队。同时特委又布置在敌军中的地下党员，利用一些场合散布“中央军一来，杂牌军就站不住脚了”的舆论。梁干丞也亲自在东校场敌军中，以隐晦的形式向军官和土兵揭露蒋介石的军队时刻都要吃掉地方军队的阴谋，造成了敌军之间互相猜疑，加剧了敌军之间的矛盾．

朱绍良到甘肃主政后，为使国民党中央势力在甘肃扎根，迫不及待地任用亲信，排斥异己，与地方势力矛盾重重。针对敌人的情况，特委派地下党员，把“打倒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蒋介石”“反对非亲不用，剥削甘肃人民的朱绍良”等传单秘密贴到街头，贴到甘肃学院、工业学校等院校，以至贴到省政府的中山堂。还有的传单，以“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朱绍良”为题，揭露双手粘满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鲜血的朱绍良在江西的罪恶行径。这些传单不仅贴在大街上，甚至贴到朱绍良的家门口。一针见血地揭露，使反共老手朱绍良及其一伙惶恐不安，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无不称快。

为了不间断的打击敌人，鼓舞人民，梁干丞白天在东校场教导队讲课，晚上领导地下党员谢冠军和军委干部王建三等刻印传单。传单大小不一，但多是六十四开小册子，字小如蚁，内容广泛，除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罪恶外，还宣传湘赣等地工农运动的大好形势，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等，仅在木塔巷山东会馆一地，不到三个月内，他就编印了十多期传单。在进行这一秘密工作期间，梁干丞不断变换地点，深夜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忘我地为党工作着。

三

正当特委领导广大地下党员，同国民党新军阀展开激烈斗争，打击敌人的反动统治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突然发生了。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党组织遭破坏，省委书记袁岳栋(笑章)及省委成员杜衡等被捕。袁、杜投敌叛变，供出陕甘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立即密电朱绍良，逮捕了在兰的共产党员。

8月初的一天上午8时前后，国民党第一军二旅五团突然包围了东校场。紧接着，该团团长兼兰州军警督察处处长杨德亮和副处长汪大燧，带领十几个军警闯入教导队将梁干丞逮捕。在逮捕梁干丞的同时，特委机关被敌人查抄，特委干部谢冠军和酱园主人、进步青年康雨农也一同被捕。同一天早晨，张德生来到特委机关，一脚刚迈进大门，发现情况有变，便机智地退出门外，迅速将谢、康被捕的消息通知其他同志。

以警察分局局长身份作掩护的崔振山，当天得知梁干丞被捕，马上通知王建三转告特委其他同志。王建三完成这一使命后，当天转移到武威，张德生、常黎夫等躲过敌人的搜捕，没多日也先后离开兰州。至此，中共甘宁青特委被敌人破坏了。

梁干丞等被捕，甘肃国民党反动当局作为要案，由行署军法处处长兼军警督察处副处长刘荫远和军事法官许继祖担任第一主审人。法庭上，梁干丞和谢冠军面对凶残的敌人，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保持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对组织、对党员情况未吐半个字。穷凶极恶的敌人施用了各种酷刑(包括压杠子、钉竹签、鼻孔里灌辣椒水和在脊背上烧香等)，然而他们始终一无所获。

黔驴技穷的敌人，搬出朱绍良来和梁干丞“谈话"。朱绍良软硬兼施无效后，使出卑鄙伎俩，拿出一叠假材料诱骗梁干丞：“汉三是我的老同学，他把什么都讲了，你还装糊涂……你讲，讲了我就放你出去”。梁干丞义正辞严地回答：“杜汉三是杜汉三，我梁干丞是梁干丞，他说他的，与我何干！”朱绍良哑口无言。

在此期间，为营救梁干丞，杜汉三利用与邓宝珊的关系，多次设法营救未果。

经过两个多月的审讯，日夜不停地轮番折磨，进步青年康雨农在酷刑下死于狱中。敌人从梁干丞、谢冠军身上没有获得任何口供，终于下了毒手。1933年10月19日黎明前，梁干丞和谢冠军被军警督察处枪杀在兰州安定门外城隍行官。临刑时，梁干丞威震敌胆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二十九岁。

中共甘宁青特委从建立到被破坏，为时只有八个月。这期间，也正是兰州地区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时期。然而特委毫不退缩的领导全体党员和革命志士，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博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甘宁青三省各族人民，为以后的革命胜利播下了火种。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为了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梁干丞、吕振华、吕明成等三百多名革命烈士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甘宁青三省人民心中，他们用鲜血谱写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本版文图均由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提供